六月初三,凌晨,河內郡主薄唐煒等人在憤懣、忐忑和焦慮之中終於等到了答覆：天亮之後,各級軍政官員全部進入黎陽城,禮部尚書楊玄感、治書侍御史游元、左御衛將軍李子雄、武賁郎將王仲伯將在黎陽縣府內宣讀聖主詔令
唐煒等人相信了這個答覆,決定天亮後進城拜會游元,而他們之所以相信,是因為代楊玄感傳遞口訊者,乃中土儒學大師,儒林少壯一代領軍人物,孔子三十二代孫,河北衡水人孔穎達。
孔穎達在儒林的崛起,與聖主在教育、選拔等制度上的改革有直接關係。
先帝晚年「不悅儒術,專尚刑名」,關閉天下學府,僅留中央國子學,七十二生員,給了儒學教育事業以沉重打擊。聖主即位後,重興儒業,再開學校,並以科舉取士選拔人才。年輕的孔穎達遂以「明經」科第一授任河內郡學博士。不久聖主仿效當年漢宣帝石渠議經、漢章帝白虎論禮之故事,下令在洛陽舉行大規模的儒學討論會。孔穎達在論辯中舌戰群儒,「一戰成名」。當時主持這場討論會的門下省最高長官納言楊達負責評第諸儒高下,以孔穎達為最。聖主大悅,授年僅三十二歲的孔穎達為太學助教,就此奠定了他在中土儒林的大師地位,不出意外的話,他也將成為中土儒林未來的泰斗和領袖。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孔穎達在中土儒林的「一枝獨秀」,讓某些心高氣傲亦以儒林大師自稱的,且對山東儒林抱有成見的豪門權貴們倍感羞辱,同時孔穎達的「異軍突起」既代表了聖主激進改革政策的成功,也代表了既得利益團體的利益損失,這同樣讓很多豪門權貴們難以忍受,於是孔穎達就成了刺殺目標,就成了某些貴族打擊山東儒林,威脅和遏制激進改革的血腥手段。
生死時刻,楊玄感拯救了孔穎達,而孔穎達在走進楊玄感府邸尋求其庇護的同時,也走上了楊玄感的「船」,從此他的身上就打上了楊玄感的烙印,不得不與楊玄感榮辱與共、禍福同當。
在這場兵變中,孔穎達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他和所有參加這場兵變的河北人以自身為「質任」,強行「綁架」了河北人整體利益,試圖脅迫更多的河北人投身這場兵變,然而,現實很「骨感」,到目前為止,孔穎達雖然很努力地奔走於河北各地,竭盡所能遊說河北各方勢力,而河北人對聖主和東都、對中央的改革政策、對正在進行的東征也的確怨言滿腹,這從河北義軍蜂擁而起就能看出來,但不論是河北地方勢力還是河北義軍豪帥們,他們的利益始終與河北豪門世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而博陵崔氏和趙郡李氏兩大河北豪門為了自身利益正在想方設法推動這場兵變的爆發以便從中牟利,這種情況下他們正堅決與關隴激進勢力劃清界限,又怎麼可能加入兵變深陷其中？
楊玄感迫切需要把唐煒這群人拉上自己的「船」,只待明天上午大旗一舉,檄文一貼,人事任命一公佈,那就是板上釘釘的事,這群河北人不參加兵變也不行了,事已至此,百口莫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只能跟着楊玄感一條道走到黑。所以為了穩住這群河北人,楊玄感特意派出了孔穎達,希望孔穎達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畢竟這群河北人的背後有「黑手」,這從唐煒等人先是遲遲不願進入黎陽,勉強來了卻又吵死吵活要見游元就能看出來,這群人不是來「幫忙」的,純粹是來「添亂」的。
唐煒與孔穎達不但是舊識,還是關係很好的師兄弟,都是山東鴻儒劉焯的弟子。
劉焯是河北人,與劉炫齊名,世稱「二劉」,乃是繼徐道明、熊安生之後最為著名的北儒學大師,與南儒學大師陸德明、魯世達並稱於世。在先帝時期,劉焯與劉炫一樣,在政治上飽受打擊,尊嚴飽受蹂躪,直到聖主登基之後才得以「平反」和重用,但好景不長,關隴的「先輩宿儒」們「窮追猛打」,二劉再陷政治旋渦。三年前劉焯病逝,東都竟然連個諡號都吝於賞賜,而劉炫更慘,連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奢望。
劉焯劉炫做為北儒學大師,在中土儒林的地位不可撼動,是山東人引以為傲的「資本」和以正朔自居的突出證據。山東人不能在政治上壓倒關隴人,就在文化上鄙視關隴人,視關隴人為茹毛飲血的蠻夷,極盡鄙夷之能事,而關隴人隨即就在政治上惡意打擊和在人格上肆意侮辱劉焯劉炫,把山東人的「驕傲」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