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丘的話中帶着神念，解釋了他為何會有這樣的諫言。確立嫡長繼承制，不僅是為了確立名正言順的標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保證世系傳承明確有序，可穩固天下民心。
在現實的情況下，它有效、合理、簡單實用，不僅能解決某種已堆積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銳、近乎無法解決的紛爭，也更符合人性。它也不僅只是帝位傳承制度。
禪讓之制，其實來源於原始部族中選舉領時的共推之制。比如推選一位最強壯、對附近地形最熟悉、最擅長找到食物、最能組織與保護大家的人為領，這是很正常的做法。而且當時部族中有價值物資都是公有的，並無父子傳承制度。
共推制實用的前提，就是這個部族的規模不能太大，所有人彼此之間都很熟悉、事實上的言權沒有差別，才能有效地推舉出符合標準的領。假如部族的規模稍大一點，哪怕只是出幾個村寨的範圍，那麼共推的結果反應的就不僅是個人之間的比較了，而是各股勢力之間的抗衡與妥協。
太昊整合中原各部，被推選為聯盟之主，在此基礎上而有中華之國。太昊為天子、傳承青帝世系。
實際上從太昊留下青帝世系傳承時起，天子傳承就已經脫離了原始部族中的共推，禪讓只是一種形式，表面上還遵從了共推的原則，絕大多數時候就是父子傳承，只是以共推的名義。這與世事的變遷有關，先是私產的出現，伴隨着財富、名望、社會地位的積累與傳承。
以父係為主的家族單位出現在部族中，家族財富的傳承就是父傳子的。有些東西比如財貨可以分成很多份、傳給很多個兒子，但有些無形的東西是無法分割的，比如說家主只能有一位、宗族的族長也只能有一位。
社會的變化導致了社會意識的改變，不能說它不合理，因為總要有一個傳承的辦法，而除此之外卻是沒有更合理的辦法。夏啟為天子後，廢禪讓制、立嫡長繼承制，為何天下眾君擁護？因為各部君自身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他們也意識到必須要解決傳承有序的問題。
堯、舜、禹同處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他們並不是三個時代的人，禹治水功成時，堯仍在世、居於平陽城中。在堯為天子的晚年，中華隱患叢生，又遭遇了那一場大洪水，可以說到了內憂外患的，差一點就分崩離析。
假如不是有重華和大禹力挽狂瀾，帝堯在後世的評價中還會是一代賢君嗎？大洪水是禍亦是福，既是災難又是機遇，伴隨着大禹行遍天下各部治水成功，建立了另一條無形的精神紐帶，江河就似血脈，整合了統一的中華。
大禹不是顓頊，沒有像顓頊那樣每到一個大部就娶一位妃子，並將與這位妃子的後代送回去當部族領、從而建立血脈聯繫。大禹打造的是另一種紐帶，更穩固、更持久，但在這種情況下，禪讓制已經很難有實際意義了。
僅僅是形式上的天下眾君共推，便已經很難做到。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眾君朝會就是塗山之會，自塗山始至會稽山圓滿，先後用了多長時間？有的伯君從離開部族趕往塗山，直至從會稽山出回到部族，最久的用時近兩年，還有國君就病死在回去的路上了！
死在路上的國君是誰？上上代的寶明君啊，小九的爺爺！
成本如此巨大、效率極低，到了幾乎無法實施的地步。而且絕不能認為每一位天子都能像堯、舜、禹那樣健康長壽、享國多年。萬一天子遇了意外，或者在幾年內連續更換好幾位天子，天下眾君在路上往返都來不及，那就什麼事都別幹了。
就算天下眾君都能及時趕到，又會推選誰呢？當年的重華和大禹，名滿天下、譽滿天下，亦有大功德於天下，當然無可爭議。可是每一次都能找到這樣的人嗎？尤其是在太平無事的年代，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先後有重華和大禹的出現，只能說是中華各部走運，亦是中華萬民之幸。
交通的不便更是信息傳遞的不便，很多君根本無法真正了解他們所要推選和比較的對象，往往只能選擇親近與熟悉之人。理論上「才德」是評判的標準，可是這種標準卻恰恰是很難去具體衡量的，甚至人們看到的只是偽飾，除非有人能夠達到重華、大禹那種高度。
中華版圖又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擴張與延伸，人們對遠方另一個人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