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九節 對日決議
為擴大自身的影響，1941年5月自由法國派遣愛司加拉上校前來中國，與重慶國民政府接觸和西南聯盟，希望兩者能承認自由法國。
范哈兒對此毫無問題，他本來就和維希法國沒有正式的關係，在親自飛到重慶接見了這位法國上校後，就正式宣佈允許自由法國在重慶設立代表機構，兩者之間也立刻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聯絡機構。
隨後，基於對自由法國抵抗運動的同情和支持以及法國維希政府對重慶政府採取不友好政策，1942年1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與自由法國駐中國代表愛司加拉上校以秘密換文方式就中國與自由法國之間的關係達成諒解，中國以國民黨名義承認1941年9月在倫敦成立的自由法國的領導機構——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自由法國則同意在戰爭結束後考慮放棄法國在華特權問題。
1月22日，愛司加拉在致吳鐵城的密函中首次以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名義就廢約問題表態，聲明：
「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注意到了英國首相和外交大臣在1940年7月18日和1941年6月11日在下院所作的聲明，它們都表示英國政府準備在遠東恢復和平時，與中國政府商談取消治外法權、交還租界並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修改以前所訂的條約。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亦注意到美國政府所作的類似的聲明。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保證一旦和平恢復，中法兩國政府得以處理英美聲明所提出的問題時，就立即以與英美同樣的精神來研究它們」。
毫無疑問，自由法國之所以在廢約問題上採取謹慎態度，等待英美之後解決中法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這除了當時自由法國還沒有被國際社會承認為法國的合法政府這一原因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自由法國並不願輕易放棄在華權益。
在自由法國內部討論廢約問題時，其外交專員馬斯格里就明確表示：在法國目前還沒有能代表全國機構的情況下，民族委員會應維持法國的權益不變，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將會影響我們同胞的利益，因此，我們目前必須儘量避免在廢除中法不平等條約問題上更明確地表示我們的態度。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戴高樂領導的民族委員會很快意識到隨着德國、蘇聯、日本、意大利、英、美等國家相繼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法國也將不可避免地要面臨這個問題，並且，如果法國最後一個表態的話，這將對法國的利益和外交極為不利，恐怕到他們必須放棄特權時再沒有任何的價值，更談不上讓中國人感謝，到那時中國可能要求法國作更大的犧牲。
為了扭轉在這個問題上的被動局面，戴高樂領導的民族委員會改變此前的謹慎態度，在蔣介石重慶國民政府尚無意承認自由法國為法國的合法政府的情況下，決定就廢約問題主動與重慶政府舉行談判，試圖通過廢約談判達到以下兩個目標：
第一通過放棄法國在華治外法權換回中國對法國重返印度支那的支持和對越南領土完整的承認；第二通過廢約談判促使重慶國民政府與維希政府斷交，轉而承認自由法國為法國的合法政府。
1943年4月，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即派遣顧亞發作為法蘭西民族委員會駐中國代表前來重慶。
顧氏來華的使命之一就是與重慶國民政府談判有關法國放棄在華特權問題，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外交專員馬斯格里在給顧亞發的訓令中明確指出：
「您可以重新提出民族委員會已經向國民黨所作的原則保證，並且您讓中國政府意識到，一旦中國政府承認我們，那麼我們就可以在英美已接受的基礎上進行談判。您必須努力將放棄我們在華的治外法權與中國對法蘭西帝國的完整（如同1940年6月停戰以前的法國）的承認結合起來。」
換言之，就是要把廢約問題與中國對自由法國的正式承認和恢復戰前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聯繫起來。
作為此時越南戰區的盟軍司令，范哈兒也派了特別代表參與這次與自由法國政府代表的談判。
只是范哈兒早就將東南亞看成是中國的後花園，對於越南，當然也是志在必得的。
所以范哈兒的談判代表，在接觸的過程堅決反對將原來的法屬印度支那重歸法國名下，僅願意
第三百五十九節 對日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