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兄……」
大概是酒喝多了，蒲金書叫起余玠的時候，已經不再稱大人了。.這讓余玠有些意外也有些釋然，畢竟在開始喝酒的時候大家都知道，那些官面上的事情就不必再說了。這時大家都放下虛偽，談起來談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
也不余玠與蒲金書交淺言深，這不過是一種直覺，並且由這種直覺中滋生出一種信任。
「……那是皇家的事情，而且將來他們之間爭的如何，你我二人雖然各為其主，只是誰人能夠控制得了那件事呢。與其如此，不如你們二人各自完成好自己的職責。您的任務是守好四川，別讓蒙古人攻進來。我的任務是把火器交給您，作為我們為抵擋蒙古人出的一份力。至於您，說真的，我得說您中儒家的毒中的太深，看看世上可不止儒家一種說詞呢，只是您要是看得明白，就該懂得，放在我們馬丁先生的神喻面前，全都不過是些自家之言，不能成為人間之公理的！」
說着話蒲金書只擺了擺手，立即就有阿全拿來厚厚的兩套書。其中一套薄些的，裝禎也還算是精美。封面上是一幅雄鷹展翅的圖畫，但天空裏的那個太陽卻不過是棵紅心而已。封面的用意自然不必說了，是我心自由。另外一冊可就是大部頭的書了，不過內容卻相對要更加厚重一些，它就是——《華夏律》。
之所以拿這兩本書來給別人看，所謂《一國民最重》而，自由之心方才能夠明白。腦袋只知道隨着別人指揮棒去轉的人，永遠也不會明白這個道理。就仿佛被儒家的學說完全左右了的人，根本不會理解為何要重民、愛民。因為不懂得尊重民心，就不會放鬆枷鎖，而沒有放開枷鎖的人，永遠也不會有創造的能力。
沒有創造能力的結果是什麼，不必說了吧。除過會拾人牙惠之外，還能有什麼樣的本領呢。這就是在民國的時候，學者放在國內，都會偏離自己的專業而轉入無所不在的政.治.斗.爭里去。倘若一到國外，諾貝爾獎以於中國人也不是那麼困難。那麼原因何在呢？「傳統文化」之中的糟粕，形成了殘酷而又愚昧的官僚文化，而這種官僚文化就直接是阻礙科技進步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另外一套《華夏律》則是從《一國民最重》引申出來的新的社會意識，而這種意識被貫徹於整個社會的時候，就成了法律。這時法律來規範所有人的行為，以保證社會可以朝預定的目標前進。那麼說到「華夏帝國」的目標，那入是全力的發展科技，並使用具有優勢科技的武器，來保障國家的安全與穩定。
至於國內的百姓們，自然有法律來調整它的穩定，而不必需要太過於強力的軍隊來保障穩定。至於說強烈的動盪，自然是因為國家的管理出了問題，而絕對不是百姓們想要動盪的。也許整個社會而論，最不希望動盪的就是他們了。
「余兄，還是那句話，我們當官居的，不是為哪一個皇帝又或者說哪個上憲來當的。我們當官自然是為了造福於民的，如若違了這個初衷，按照我們《華夏律》的規定，即便是我家殿下也沒有那個資格來坐天下的！」
這話在這個時代里，絕對是冒天下之大不諱的事情。但在「華夏帝國」里，這就是法律、這就是天理，就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定律。
「這個……這樣吧，蒲賢弟你既然贈我兩套書，那麼我便贈賢弟你一句話，這句話我想你也懂得，正所謂伴君如伴虎，況禍常從口出耳！」
對於余玠的點撥，從小同樣讀夠了四書五經的蒲金書如何不知道。雖然有的時候，自己的妻子崔紅英也常常勸自己要小心。但事實上，「華夏帝國」對於官員們的要求卻是，不要那么小心。作為華夏人，當言華夏事。是為華夏官，當為華夏思。這才是「華夏帝國」對於官員們的要求，千言成語就是岳飛的那一句——「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余兄，我想您讀過這兩套書之後，再想的話便知道，這兩句明哲保身的話，卻是大宋的病根之所在，民族精神渙散之所由。不過我倒是明白，你們大宋沒有我們的《華夏律》，倘若不明哲保身的話，只怕就會落得必死之途。便如同那武穆王一樣，余兄卻只顧為大宋保着四川，卻也要提防朝中的小人呢！」
蒲金書說這句話的時候多少有些驕傲，不是為他自己，不是為了「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