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所以要在此時向中國主動挑起戰爭，無非是三個原因，一是日本海軍實力強大，足以讓日本立在不敗之地；二是中國正處於新舊交替的時期，國內政治和各種軍政力量交錯複雜，地方分裂勢力和前朝遺留勢力層出不窮，局勢混亂；三是新的中華帝國正面臨着岌岌可危的財政危機中。/
此外，中國在未來十年中的軍政力量都必然是向着統一和強大的方向快速發展，一旦錯過現階段的這個機會，日本將再也無能力干涉中國。
戴季陶曾經寫過一本《日本論》，在其擔任孫逸仙秘書時期曾與時任日本內閣首相的桂太郎有過四次私下會晤，交談時間長達15至16個小時，其中，桂太郎如此說：如果能解決英國統治印度的問題，則日本不愁沒有移民和貿易地區，日本也就不用再考慮侵略中國的政策。
雖然日本在東京審判期間否認有過這樣的會晤，但是人證物證俱在，事實證明日本謀圖侵略中國是在1913年之前就已經存在的長期政策，而從這樣的談話中也可以證明，日本侵略中國之原動力來自於「移民和貿易的壓力」。
1908年之時的日本總人口是4280萬，人均耕地2.1畝，1910年突破4349萬，預計在1925年，人均耕地就將跌破1.7畝的標準，此時的日本將無法實現糧食的自給自足，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農產品在1902年開始就需要大幅從國外購買，如果不能順利成為工業國，如果不能大量佔有外國殖民地，不能向外大量移民，這就意味日本將死於貧困。
相比於中國，日本的危機壓力更大，這就迫使日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賭國運反正不賭也是坐以待斃。
……
帝國的第一臨時憲法還是遲遲未能通過，但在中日戰爭的陰霾之下，各種工作已經緊急加速，第一屆以光復會、新政強國會、立憲會、民主黨、維新進步會為主體的帝國中央國會的總名單已經提前出台來自全國各地的國會議員陸續抵達京師。
由於事態緊急和交通不便，各地國會議員採取電報投票的方式臨時通過了《臨時訓政約法》，在《中華帝國第一臨時憲法》通過之前，提前承認宋彪為帝國皇帝，先授予皇帝訓政權，從法理上為宋彪訓政掃除了障礙。
雖然在速度上有點緩慢，但宋彪的每一步都堅持按照法律的程序在走，不給可能的政敵任何挑剔之處。
《臨時訓政約法》為次日即刻生效的法案緊急通過後的第二天，宋彪就在西海塔園的光復閣召開訓政會，十四名內閣大臣全體出席。
訓政。
所謂「訓政」即「訓導監政」之意，即便沒有正式登基為皇帝，也沒有通過臨時憲法正式獲得國會的承認，宋彪手握訓政權便能高於內閣，指揮內閣。
他畢竟是皇帝，並不參與內閣會議，這種情況就很像是的遠東財團的年會。…,因為是帝國的第一次訓政會，同時面臨着日本的軍政外交的兩方面的緊迫壓力內閣大臣們都顯得異常緊張。
此前章炳麟設計了一種過於隆重的訓政會禮節規格鑑於形勢的緊迫和訓政的迫切性，宋彪選擇將訓政會的禮儀規格降低只是身穿着帝國陸海軍大統帥的日常軍裝出席訓政會，坐在長會議桌的正首席位，內閣總理大臣唐紹儀坐在他的左側第一席外務大臣坐在左側第二席，陸軍部大臣舒方德坐在他的右側第一席，海軍部大臣程璧光坐在右側第二席，其他依次類推。
中央會議桌外圍的左右兩側各有另外一排會議桌，內閣辦公廳、國家海警總局、稅務總局、海關總署的內閣大臣則坐在這一席位上。
在全員抵達後，宋彪才在內侍官的陪同下出席，在皇帝進入訓政廳之前，各位內閣成員已經起身，見到皇帝便統一躬身行禮，等待宋彪坐在席位上，諸位才重新坐下來雖然是訓政，嚴格意義上，宋彪身為君主立憲制的皇帝並無必要說太多的話，但他還是先開口和諸位說道：「此為帝國第一次的訓政會，又面臨日軍的嚴峻威脅，民族存亡旦夕，國運榮辱難料，希望諸位能同心協力，與國家共存亡，與朕和國民共榮辱。」
聽着這樣的一番話，身為總理大臣的唐紹儀只覺得肩膀上的壓力沉重無比，他起身再躬身行禮，道：「請陛下放心，臣等必將生死置之度外，不惜一切代價保全國家疆域和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