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許多優秀的政治家，或者說是官場老狐狸，在國統這個問題上都表現出了令人詫異的迂腐。
比如嘉靖時代的大禮議之爭。
嘉靖帝與楊廷和為首的文官們就到底誰是他宗法意義上的父親、該享受何等封號、能否進入太廟、以及廟謁和樂舞的規制……展開了長達十七年的鬥爭。最終，嘉靖帝以堅忍不拔和手段狠辣贏得了這場朝堂上的戰爭，為此也背上了「暴君」之名。
萬曆年間，萬曆帝寵愛鄭貴妃，在鄭貴妃的慫恿下想立鄭妃之子朱常洵，而不是長子朱常洛，由此引發了歷時二十九年的國本之爭。一直到發生梃擊案，福王就藩，方才落下帷幕。他不像祖父那樣心狠手辣，所以敗在了東林黨手中。國本最終還是太子朱常洛，也就是朱慈烺的爺爺。
無論是為父親爭，還是為兒子爭，說到底就是爭「國統」。
朱慈烺最初並不能理解皇帝和文臣的這種執拗。等他真正能夠從明朝人、明朝皇帝、明朝士子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的時候，才明白其中深意。
想想看，文官們當初跟正德皇帝的關係也不好，而且嘉靖剛登基時在他們眼裏還是個不錯的年輕皇帝，起碼沒有正德帝那般胡鬧。
興獻王本身從未得罪過文臣，是憲宗第四子，而且已經作古，就算給他個皇帝稱號又如何？就算廟謁的時候排場大點又如何？就算樂舞的人數多點又如何？
但是，就不可以！
因為這些表象之下。是明帝國，乃至華夏社會的承重牆。
這面承重牆就是：綱常。
在儒教綱常的基礎上。國家、民族、文化才能層層建設。若是這個基礎被人破壞，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就會崩塌，秩序就會被破壞。而秩序一旦被破壞，他們所掌握的遊戲規則也就會改寫，甚至有極大可能失去制定規則的權力。
一旦皇帝有意無意地對這塊基石、這種秩序、這個規則下手的時候，文官集團就只能爭個你死我活，除非他們甘心坐以待斃。
當年董仲舒向漢武帝進獻《舉賢良對策》的時候，就是儒生們提出了一則極具誘惑力。同時也充滿了對帝王進行束縛的契約。從漢武之後的歷代皇帝，或是賢王或是昏君，都不得不在這紙契約中玩弄政治遊戲。
明白這點之後，朱慈烺就能知道自己將來掌握皇權之後，將面對什麼樣的對抗力量。他必須在這股力量之下進行周旋，一方面完成自己的事業規劃，一方面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將對面的力量引入籠子。
現在皇太子的身份已經給了他足夠的保障，就像是老虎過街，人人喊打卻沒人敢打。下一步就是生一個皇子，封為皇太孫，進一步穩固自己的地位，斷絕所有藩王承祧宗廟的可能性。
這就需要大婚。
在眾人都知道的三份明旨之外。還有周皇后和懿安張皇后送來的懿旨。這些或明或暗的旨意，都指向了這個問題。朱慈烺自然不能，也沒必要在這個問題上跟全家、全國都搞得不愉快。
到底他的年齡擺在那裏的。
按照明朝人的計歲習慣，翻過年去，皇太子就是十七歲了。就算是普通大戶人家的孩子。這個年齡上也該定了親事。若是沒有喪親、科舉等不可抗力，肯定是要完婚生子開枝散葉的。即便是吳偉業那般一場場科舉連着考下來。都趕在二十二歲時成了親。侯方域也是早早就娶了正妻常氏。
東宮系統的年輕人中只有廖興和陳德都是十八九歲還沒成親，但那是因為家裏人看他們前途廣大，為了確保正妻是門當戶對的人家，所以沒有着急去找人下聘。
給乙等區域的知府們開完了會，朱慈烺沒有再耽擱，先快馬疾馳去南陽慰勞一番游擊營將士，旋即便又轉過頭走陸路返回濟南。
……
崇禎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濟南行宮裏張燈結綵，喜氣洋洋地準備過年。這種喜慶的氣氛在崇禎十一年之後就很罕見了，全虧皇太子殿下用兵如神，一舉收復中州大地。
「冬至節在外忙着打仗也就罷了，眼看就要到春節元旦了也不回來。」周皇后與懿安張皇后相對而坐，手裏玩着一串玉珠子，愁思漫溢。
張皇后勸慰道：「春哥兒是在為社稷奔
三四七 馬蹄帶得淮河水（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