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現象實際上有「回cháo」跡象。
問題出在政務院頒佈了一個《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的文件，其中有一條要求：對於一些投資項目實行地方政fu審批、發改委備案。但是，在具體cào作過程中，一些備案類似於變相審批。
本來有些項目在得到地方政fu批准後就算通過審查了，但現在是地方政fu審批之後還不算完，還需要上級發改委備案，如果人家發改委不給個函，回覆說我同意了，那麼這個項目就不能啟動——實際上等於擁有了最後否決權。
都說現在的發改委等於是一個「xiǎo政務院」，這話不是開玩笑的。在發改委某個部mén下面一個司下面的一個處的處長面前，全國各地跑項目的專家連一句話都不敢辯，「一反駁項目就沒有了」。甚至出現了讓人瞠目結舌的省長親自拜訪發改委某處長，該處長卻是讓那位省長在外面等了半個多xiǎo時，直到他玩的電腦遊戲gameover，這才「傳」該省長進來談話。而另一位副省長更杯具，被他呵斥之後，居然只有唯唯諾諾的份——這聽起來是不是令人很震驚？別驚，是真的。
現在有一些觀察者認為，作為「宏觀」部mén的發改委如今身負眾多微觀事務管理，「就連方便麵的漲價、汽車廠商上什麼車型都得發改委下文。」在始自今年的宏觀調控中，在清理投資過程中行政手段的頻繁使用，在經濟學界也是爭議不斷。
按照規定，3000萬以上的項目必須報國家發改委審批，為了避免在部委走審批程序，有些地方政fu就分拆項目，一個一億元的項目就會被拆分成三個以上。「這裏面固然有地方政fu逃避監管的責任，但是，我們也得思考思考他們為什麼要擔着風險去逃避。」一些分析專家如此表示。
另外一方面，今年政務院機構改革中，體改委也被併入發改委，讓發改委的權限進一步擴大。成立於1980年的體改辦後更名為體改委(不是體育改革委員會，是體制)，在1998年的政務院機構改革中，由政務院組成部mén改為議事機構。2003年3月，發改委體改司設立，從此，國家計委的名稱上多了「改革」二字。
其實，改革和發展的利益衝突容易導致發展優先、改革滯後的局面。改革往往看起來事情沒有那麼急，能緩就緩，發展往往非常緊迫，比如就業情況、物價漲跌、經濟增長是高了還是低了都是各級領導非常關心的問題，所以很容易因為發展而耽擱改革。
1998年，國家經貿委成立，這是一個負責調節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部mén，當時內設司局20個，它整合了電力、冶金、機械、醫yào等部mén職能，成為政務院第一大部。
這形成了「大經貿，xiǎo計委」的格局。兩年後發生亞洲金融危機，華夏政fu大量增發國債，作為宏觀調控部mén之一的國家發改委負責審批這些國債項目。而在2003年國家經貿委撤銷後，很多行業管理職能轉入發改委。發改委替代經貿委成為政務院第一大部，同時成為既有「宏觀調控權」又有「微觀審批權」的大部委。此前的2002年召開的****宣佈，華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成。
在計劃經濟時期，包括改革開放後第一輪經濟過熱時的經濟調整，宏觀調控的主角都是發改委。到了1993年經濟過熱時，宏觀調控的重心就轉向央行，當時央行行長由洪定邦副總理親自兼任。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主要以積極財政為主導。
但說到削弱發改委，也有學者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以往發改委正是通過微觀手段實現了宏觀調控的目的。那麼，在微觀管理職能剝離後，國家發改委將如何實現宏觀調控呢？
於是，爭論依舊繼續，發改委照樣一步步增féi。
原本調任國家經貿委常務副主任的王誠昆，在蕭宸出任吳城市委書記的一段時間裏曾經在短時間內出任了外經貿部部長一職，如今這兩個部委都撤銷了，但他卻沒有順勢轉入合併而來的商務部。蕭宸前段時間還關注過這件事，問了大伯才知道，中央的意思是接下來幾個月肯定有地方上的調整，王誠昆已經被內定為省委書記，但具體省區還未定下來，想來也是，堂堂一個省委書記的位置，其實也是有輕有重的，就好比嶺南和天涯地理上相
第003章非典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