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四十四年春天，數萬江南民眾圍抄董其昌家，並一把火焚之，就因為他地主而且惡霸，橫行鄉里，豪門加之劣紳，作惡多端。
加之子弟不法，胡作非為，家人仗勢，狐假虎威，劣跡醜行，貽禍家鄉。
老百姓積怨之深，民憤之大，早就恨之切骨，奈何他身居高位，官官相護，奈何他財大氣粗，爪牙眾多，只好任其橫行。
但這年春天，由於他強納民女，采陰補陽，拘押民婦，剝褌搗陰，出了人命案，遂遭遇這場農民運動式的抄家。
在中國文人中間，為獨一份，在世界文人中間，大概也是獨一份。
圍攻民眾，成千上萬，四鄉八里，嘯聚而來，焚其屋舍，毀其資產，砸其牌匾，毆其家人。
民抄董宦，野史流傳，江南一帶，家喻戶曉。
董其昌的文名雖甚，但不敵其穢名更大，是其一生中最大尷尬。
能把老實巴交的中國農民逼到這個份上，這位仁兄的人渣程度有多高，便可想而知了。
到了清朝，撰《明史》的張廷玉，下筆這位極富爭議的前朝人物，是如實道來，還是隱惡揚善，大概頗費周章。
作為識時度世、老道精明的官僚，作為極其聰明、極會來事的史官，既不能不說這件事，又不能直說這件事，只好求助於和稀泥了。
第一，眾意難違，董其昌的書法、繪畫、題簽，在其健在時，便奇貨可居，人皆寶之，入清以來，更是朝廷科考、齋宮供奉、干祿求仕、苞苴賄賂的極品。
第二，聖眷甚隆，不但為乾隆欣賞宗奉、讚譽備至、朝夕臨摹，得其精神，甚至連康熙也是十分首肯的。
兩位帝王的賞識高看，撰史的他不能不下筆鄭重，幹嗎哪壺不開提哪壺，據實直書其臭其丑，惹得年輕氣盛而且特別自負的主子不開心呢！
董其昌的官宦生涯中，也有值得稱道之處。
譬如其尊師恤老、仗義行事：「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禮部侍郎田一俊以教習卒官，其昌請假，走數千里，護其喪歸葬。」
譬如其教授東宮，敢於直言：「皇長子出閣，充講官，因事啟沃(為帝王講解開導的意思)，皇長子每目屬之。(大概董其昌對朱常洛講了書本以外不該他講的話)，坐失執政意，出為湖廣副使，移疾歸。」
譬如其天啟年間，「時修《神宗實錄》，命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其昌廣搜博征，錄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者，列為四十卷，仿史贊之例，每篇繫於筆斷」。
這些論述都收在董其昌的《容台集》中，可以看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見解、在軍事上的謀劃、在經濟上的韜略。
尤其在涉遼事務上，對努爾哈赤之崛起，對邊外女真之擾邊，多倡防範抵制之策，頗有未雨綢繆之計，稍後一點的晚明志士黃道周，為此書作序時，也承認對董認識之不足：「昔者睹先生之未有盡也。」
所以，清廷修《四庫全書》，因此書多有觸犯清政權的忌諱，而被列為。
這便是董其昌光鮮的一面了，「性和易，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
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儒雅瀟灑、灑脫斯文的成功藝術家，在《筆斷》的宏論讜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深謀遠慮、遠見卓識、抱負不凡、真才實學的成熟政治家。
從萬曆十七年舉進士，時年33歲，一直到崇禎九年逝世，享壽81歲，非常巧合的是，董其昌政治生涯開始之日，也是他藝術生命肇起之時。
據說，那年科考，他名列第一，但是他試卷上的那筆字太蹩腳了，主考將其改列第二，這使他大受刺激，從此埋頭練筆。
華亭本是書家雲集之地，具有天賦的他，很快就出類拔萃、扶搖直上，並觸類旁通，兼及繪畫，直追前人。
於是，聲名鵲起，視為一時之俊。
這樣一位看來完美的人物，在其五十年的官場活動中，雖然他玩政治的段位很高，雖然他搞權術的智商很高，尤其他公關的實力相當雄厚，他的字畫就是無往而不及的利器。
然而，在權力中心這個高危領域裏，而且是風險指數最高的朝廷中間，聰明以至於狡猾如董先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