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六年四月中旬，帝駐蹕孔府。期間經筵所論被隨行記者記錄，通過報紙自山東向全國擴散。
六月初三，皇帝大駕至淮安祭拜祖陵、視察水利並研究遷移祖陵方案。此時帝國上層士人無不知「今聖」之說，而皇帝欲遷祖陵以保江淮民生的事跡也廣為人知。
淮安府九縣二州民眾聽說皇帝欲遷祖陵以保生民，無不感恩涕下。家有餘財者，欲興土木為皇帝建生祠。錦衣衛以「皇帝人神之主，建生祠未知禮法如何」報聞。
皇帝在行在覽奏，急召江淮巡撫制止，避免民眾為此靡費。民間聞之，鼓吹朝廷允建聲浪洶湧，行在通政司每日收到民眾上奏請建生祠的奏章百餘封。各地報紙無不鼓吹朝廷傾聽民意，解決民眾對皇帝的敬仰需求。
閣臣申時行建議將皇帝畫像雕版印刷，供士民於家中供奉，以紓民心民意，皇帝嘉納之。於是，從萬曆十六年起，皇帝畫像逐漸遍及天下。與財神爺、灶王爺、門神相比，皇帝畫像受到的待遇要好些，一般都在民家正堂。
隨着聖駕向南方移動，皇帝聲威日隆，江南民間無不以接駕為榮。凡行在所在，帝輦途徑之地，民眾往往自發圍繞，欲一睹聖顏。梁夢龍等為了安保諸般事項，苦惱的頭都大了。
凡皇帝駐蹕之州府，其地民眾的脖子恨不能仰到後背，而未能獲得接駕之地方，官員則被士民指責——施政必是有不合皇帝意的地方，否則皇帝怎麼不經過我們府縣呢。
至於士人對「今聖」之說的看法，則爆發了較大的爭議。贊同者說，皇帝不僅以「三論」總結並發揮了中國先哲的思想，並大興格物之說解釋萬物——這本就是聖哲才能具備的能力。例如，格物學用三稜鏡解釋了光的組成，醫學用顯微鏡解釋了細菌致病的機理，都是今聖暢導格物之功。
反對者則說，皇帝三論之說，並未脫離先聖窠臼，所謂論實踐，用孔子「學而時習之」就可以高度概括，不過是「知行相資以為用」；所謂論矛盾，無非是「新舊相除」的發展；只有大學擺證明的「論運動」，讓時人的對「絕對運動」這一哲學命題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比肩孔聖？還是等將皇帝蓋棺論定之後再說吧。
在各地報紙上討論這些的文章，一時間把讀者們搞得頭大。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然皇帝暢導有教無類，但對於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君子們」而言——我們在討論哲學，你們閉嘴等着就行了。
但是申時行行動起來了，在聖駕即將抵達南京的時候，朝廷發出公文，要求各地所有學校和講學之所必須懸掛皇帝像，並將皇帝的學說納入必修課程。皇帝在日理萬機的閒暇，也與申時行討論一些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以及宇宙觀、進化論等內容。
儘管只鱗片爪，但申時行領導着翰林院呢，自有大儒為皇帝辯經。他們將古往今來能與皇帝思想對應的古文翻找出來，表明皇帝思想源流上古並振隳發揚，言辭質樸而博大精深。因事關重大，朱翊鈞很大一部分精力要放在這方面，稱得上殫精竭慮。
另一方面，皇帝也下批示給皇家科學院，組建地理、考古和生物考察隊等，滿世界尋找能夠論證皇帝理論的實物證據。但有發現，朝廷的宣傳機器就會動員起來，反覆證明其理論的合理性。
一時間，申時行聖眷日隆，紅得發紫。梁夢龍心下着慌，帶着政改專班日夜研究新的政改方案，尋到機會就與皇帝討論。見申、梁二人如此，許國就把行在奏章批答的事情多幹些，在聖眷上也不輸二人多少。
萬曆十六年七月，潘晟因病致仕，賜二等伯爵，皇帝書贈「休休有容」，並許馳驛，政事堂再次缺人。朱翊鈞經過深思熟慮，並與梁夢龍商量，將王錫爵薦推入政事堂。
此時皇帝鹵簿大駕正在蘇州。王錫爵入閣後，又以伴駕之功被皇帝給假半月，用以誇耀鄉里。
蘇州作為天下首郡，有明以來，大概上繳了朝廷全部錢糧、稅款的十分之一。皇帝讓王錫爵入閣並給假，令這個早就不堪重負的經濟重鎮士氣大振。
雖然王錫爵全力以赴的低調，但整個蘇州城仍轟動了。王錫爵家中喜氣洋洋不提，這個蘇州城都因為皇帝的善意而張燈結綵。
朱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