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法制設計，遵循的原則是：「法無明文禁止可行之，道無理教所違可由之。」
這和西方近現代普世法制設計的「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既有相似之處，又有很大不同。
法制設計的兩個規範對象，一是私權，二是公權。也就是私人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政府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寧當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制設計思想，其利弊所在。
優勢很明顯，就是達到了私權和公權上的平衡，公權為合法私權服務，概括理解為：合法的公權既保障合法私權之權。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權為重。
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皿煮自由主義。
按照這個理論，政府完全是為了保障合法私權而存在。政府的公權力必須受到合法私權的嚴格制約，凡是沒有明確法律授權的，政府就不能幹。即「法無授權不可為」。
這種理論的發源基因其實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業社會的「無政府自由主義」。
在他們看來，政府公權力的出現，只是無奈之舉，是仲裁大家私權力的公共契約，是底線保障體系。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權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實現最公正的個人私權。
這就是後世西方人為了皿煮自由無所不用其極的內在原因。
那麼，西方這種法制設計的弊端又在哪裏？
李洛和崔秀寧都認為，是對「公」的解讀有誤。
西方把「公」，當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對立。公私權力之間，被定義為零和關係。
對「公」的解讀出現偏差，是造成後世西方一系列社會治理難題的根本原因。使得因為私權對公權的制約，導致私權的惡性變異。
比如，一個連殺幾人的罪大惡極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還要進行人道關懷。
道德是私權的質量，是私權的審美。可西方以法律為唯一懲罰依據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過來千方百計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於有沒有做壞事，而是在於，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認定他有罪。西方現代經常發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壞事，但法律層面卻無法定罪的案例。
因為法律的表現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約束漏洞。也就是「法網必疏」。西方越是有錢人，就越是能利用資源尋找放大漏洞。
可在李洛和崔秀寧的眼中，用華夏傳統哲學思想和道家佛家的理論解讀，公又是什麼呢？
公是大公，公也是大私。
公是大私，私是小私。
大私又是什麼？無私。
這就是道之陰陽的轉化衍生。西方人怎麼會明白呢？
簡而言之，公權力的存在，遠不僅僅是保障私權，還要優化私權在質量、時間、空間上的彈性和精神物質上的文明高度。
公權是為了更多的私權，更大的私權，更好的私權，更長久的私權。所以是「大私」。
當私權和公權發生衝突，私權就要讓步。當更多的私權和公權衝突，那麼公權就不再是公權，而是轉變為私權，新的公權產生。
這就是陰陽轉化。
本質是道，不是法！
公權力不需要刻意制約，公權力只需要保持不變質即可。也就是，只有變質為私權的假的公權力，才需要制約。
保持公權力不變質的力量，就是道，不是法！
這就是「法無明文禁止可行之，道無理教所違可由之」。
公權力的判斷標準，就是道，道德。
倘若一個衙門，在符合道德的情況下，越俎代庖行使超越職責範圍的權力，那就是合法的公權力。
拿大唐來說，警部的職責只管治安，不管工程水利。可倘若警部發現工程出現問題，就能超越職責範圍，參與行使對工程的公權力。
這就使得，工部不能完全壟斷在工程建造上的權力。
禮部不管不管監察。可倘若禮部發現在監察上的問題，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