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芝卻不和郭攸之糾結在自己的話是否前後矛盾這個問題上，而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反駁他：「郭大人此言大謬，只重才而不重德，那是當年曹孟德的套路。當年曹孟德曾發佈招賢令，廣招天下有才之人，不管對方德行如何只要有才都能得到他的重用。
最後結果如何？現今魏國朝堂上烏煙瘴氣的，幾致滅國，這難道不是當年曹孟德胡亂招募人才埋下的隱禍嗎？
陛下，照微臣看來，一個人的德行遠比才能重要，學識才能都是可以慢慢學的，但是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一個人的稟性是很難改的。所以，微臣認為，陛下錄用人才，應首重德行。」鄧芝對這郭攸之了一輪，又對劉厚拱拱手一輪。
他這一番話引來不少人的認同，這也是儒家對於人才的基本論調，中國千百年來選拔人才也基本上是按照這個標準來選的。起初國家選拔人才的方法是通過「舉孝廉」，即地方官推薦轄地中的孝子廉吏。「孝」和「廉」就是一種道德標準。
想當官，就要具備這樣的道德水平。但是評判這種道德水平的方法，往往是地方官一言而決，可想而知這樣的選拔~出的道德人才有多少水分，從中又可能滋生多少**。
後來的皇朝採用科舉的方式選拔人才，這種通過考試的選材形式本來是很先進的，領先於世界上千年，甚至到了後世都還在通過各種考試來選拔人才。可是，問題出在考試的內容上，科舉考試考的是四書五經里的內容，四書五經其實就是儒家的道德行為規範。
可想而知，這樣選拔~出來的所謂「人才」多數不通時務，他們話可以引經據典滔滔不絕，但是讓他們干實事，就只能幹瞪眼了。當然，世事無絕對，凡事要以辯證的方法看問題，也不是所有科舉考試選出來的官員都是庸才。歷朝歷代還是出現過很多名臣的，這些名臣毫無疑問絕大多數都是經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
問題是，通過科舉這種考儒家道德經典的方法選出來的，也不全是清正廉明的官員。甚至可以，有很多都是貪官、壞官。這再次證明了，想通過筆試和面試考察一個人的道德水平是行不通的。
劉厚對鄧芝的言論還真有不以為然，人都有私心，去哪裏找那麼多道德完人。如果一味要求人們做君子，最後一定會製造出很多偽君子。
很多時候，一個人是君子還是偽君子往往很難分辨，因為偽君子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能，那就是會隱藏自己的真面目。這個曹休就是一個典型，如果不是面臨生命的威脅，可能大家都以為他是一位錚錚鐵漢，可是真要砍他頭時，他馬上就露出了真面目。
有句話得對，不到最後一刻，你往往不知道你自己怎麼選擇。自己都不能完全了解自己，更何況別人了。
這也就是，想知道一個人是否忠貞之士其實很難，總不能一個個將他們逼到生死抉擇的地步，來試探他們的道德水平吧。
所以，劉厚覺得靠評判一個人的道德水平來選擇人才是行不通的。由於道德很難有效地測試，所以以道德為標準選材，很容易選出隱藏在其中的偽君子。更何況，如果這些偽君子有才能那也就罷了，如果是既沒才又沒德，那就真的杯具了。
當然，也不是道德不重要，一個人如果連最起碼的道德底線也沒有，那麼他的能力越大，破壞力就越大。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
劉厚對人才的定義是：要有才能，能處理好具體事務，解決實際困難。有基本的道德底線，不要求是道德完人。
至於怎麼防止這些道德並不完美的官員做壞事，那就要靠用制度去約束他們的行為，使他們沒有做壞事的機會，使他們明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旦做壞事必被捉，必被重懲。劉厚認為這遠比選拔所謂的「道德完人」出來做官靠譜得多。
不過這很明顯偏向於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悖，劉厚可不敢現在就提出這種觀。自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就成為社會的正統思想，法家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劉厚如果這個時候提出這種思想，很容易被天下儒生群起而攻之。
這會為他早日統一天下帶來不利的影響。所以，劉厚只能將這些想法深埋在心頭，一切只能等天下太平以後再徐徐圖之。到那個時候，自己挾統一天下的威名，自然擁有一言九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