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和版權收入只是人類社會和科技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個論斷是顯而易見的——在沒有印刷術的時代，根據對古籍記載的考證，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中外的古人，都是沒有給文章創作者『版稅』的習慣的。
一個兩漢魏晉南北朝的文人，寫了一本書，被別人抄錄，只要借走就能抄。賣書的人也從來只考慮紙張筆墨和抄寫的人工成本，不會考慮版稅支出。同時期的歐洲神父或者中東阿hong傳播經文、翻譯運動，也是一樣。
總的來說，是因為在那些時代，完成知識傳播這項服務的全過程中，『創作』並不是最稀缺的一環，把一本書變成一萬本，複製的成本比創作高得多，所以創作成本被人忽略了。只有畢昇和古登堡之後，印刷術讓複製成本大幅下降，以至於創作變成了知識傳播過程中相對最稀缺的一環，人類的法律才發明出了『著作權』和『版稅』這些概念，以促進創作。
未來，隨着垃圾信息的爆炸、部分諮詢的不值錢，乃至更可能是讀者越來越自戀、越來越因為互聯網的扁平化而不願意看權威、甚至是讀者和作者的混同。『創作』這個環節完全有可能重新變得『不再是知識從人腦到人腦的服務鏈』中最稀缺的一環，那麼對創作的法律保護基礎漸漸單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馬克思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價值，和他能提供的使用價值『幾乎』沒什麼關係，主要和這個人的稀缺性或者說不可替代性有關係。」
馮見雄最後這段話很有鞭笞的力度，雖然他篡改了馬克思的原話。
馬克思只說不稀缺的物下賤，卻沒說不稀缺的人不值錢。
但馮見雄這麼一改，卻戰鬥力爆棚，很有大噴子的挑釁感。
加上是交叉提問環節，每一次交替發言的機會都很珍貴，他也不怕對方把第三問浪費在糾正這幾個無傷大雅的字眼上——他知道正方辯手不會這麼幹的。
如果是在自由辯論環節的話，他是絕對不會耍這種小辯論技巧的。
滿場觀眾或報以掌聲，或細細咀嚼，反思他的話語，都覺得腦洞大開，如同看了一篇角度奇特的《魔鬼經濟學》。
「哇~看起來反方二辯……嗯，馮見雄同學非常淵博呢，對於一個對方提出的事例分析型問題，都能如此旁徵博引，真是不簡單。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隨着互聯網諮詢傳播的進一步普及，現在的新生知識面真是一年比一年廣了。」校台女主播丁理慧也不失時機地穿插點評了幾句。
觀眾的反應，讓正方提問者更加動搖了。
他手上的問答提綱，根本組織不起前後呼應的節奏，只能是每個問題各自為戰。
他一咬牙，決定鋌而走險一條道走到黑。
把自己的最後一個提問機會，也用來賭對方的知識面、賭對方前一個回答中的個別反例。
搞法律的人，擅長價值判斷。
搞傳媒的人，擅長事實判斷。
這個鐵律，是新傳院這邊輔導老師在賽前反覆灌輸給他們的。
所以他們得到的指示，一直都是「如果構建理論體系打不過法學院的人，那就舉奇怪、歪門的事實反例，渾水摸魚。」
「對方辯友剛才大談炎炎地武斷說『印刷術發明之前的古人，沒有版稅或者說稿費的概念』，那我倒是想請問對方辯友，北宋王安石在《臨川集》的序言中層提及幾件佚事，說早年有同僚求此書抄錄散播、欲贈『潤筆』，被其固辭。
如今研究文藝復興史的很多史料也提到，早在古登堡發明西方近代印刷術之前，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領主，就有給諸如波提切利等為主的藝術家文集/畫集以稿費。對於這兩種『稿費』的存在，你又作何解釋？這不是明顯和你剛才的論斷相反麼？」
面對賣弄見聞的豬隊友，新傳院的兩位牛逼選手臉色徹底黑了。
劉瑾惠在內心吐槽道：「就算證明對方剛才的問題答錯了，又怎麼樣？這簡直是在為對方的辯題努力啊！這廝下次比賽絕對不能讓他上場了！如果我們贏了，還有下次的話。不過這個問題倒是很刁鑽，這些例子對方肯定沒聽說過，也不好辨析。罷了，就賺個印象分吧。」
盧峰更是暗暗自忖：「果然這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