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權此芳的反問,一開始只是被先聲奪人繞了進去的周某,也回過味兒來,重新生出幾分不服。
對啊!剛才怎麼會被那個嘴上沒毛的小子嚇住?對方描繪的一切,那都是建立在「未來世界不看文憑不看職稱不看犯罪記錄」這個大前提上的。
可是,馮見雄還沒證明這樣的未來世界如何實現、怎麼可能實現,完全還是個空中樓閣。
一想到自己被對方的粗俗話術圈了,周某內心就是一陣慚愧,重新作惡的念頭也再次萌發了出來。
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權此芳和孟哥都是做記者的,眼光自然賊毒。一看周某表情數變,就知道剛才這個提醒重新激起了對方心中的惡念。
只能看馮見雄能不能給出一個鐵一樣的解釋了。
「哼,居然還敢不信。」馮見雄從鼻孔里哂笑了一番,很是不屑。
他喝了口水,蓄力聚氣,準備開終極嘴炮大招。
「用人單位招人的時候,他需要的真是那張文憑麼?不是,誰都知道用人單位需要的是這個人的實際工作能力,實踐才能。從這些年大學生就業越來越難,而用人單位靈活用人的比例越來越高,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那人類為什麼還需要文憑?那只是因為目前的人類科技還沒法用簡潔明快的其他手段證明一個人的實際工作能力,加上其他證明手段的防偽難度不如文憑制,所以我們還需要這個制度來維繫社會秩序——換句話說,從法理學上來講,這是『為了秩序和效率的法益,而權衡犧牲了一部分自由、公平』。
用文憑或許不能把真正最適合、最有才華的人鑑別出來,卻能讓社會信服,給個八九不離十的結果。再沒有更好的選擇之前,我們人類也只能如此。
所以,歸根到底這只是幾個技術瓶頸的問題——第一,是數據搜集的難度,第二,是數據的詳細程度、豐富程度。第三,是數據的公信力,也就是防止造假的難度。但是,未來科技的發展,顯然會解決這一切。」
「靠什麼?」權此芳忙不迭地問。
「大數據!」馮見雄斬釘截鐵地說,
權此芳一愣:「大數據?」
在06年底,這個概念還是非常新穎的,只存在於國內幾大互聯網巨頭案頭的戰略報告上,普通民眾聽不懂也很正常。
馮見雄一臉「以你們的智商,我很難跟你們解釋」的表情,嫌棄地往下解釋:
「你們不懂技術發展,我也不怪你們。我這麼舉一個例子好了:大家都看過美劇吧?都知道米國人刻畫的那些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甚至更早時代的米國中產階級形象——他們都很注重『信用』,不到萬不得已絕對不敢信用卡違約,留下信用不良記錄。這是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代對人類行為數據的採集非常匱乏,一個人做了一次壞事不一定能被發現,所以金融機構體系只能用相對『重刑主義』的態度來面對人們的違約——反正你偷偷套現、循環透支咱不一定能發現,那就只要發現一次就徹底打死,留下終生污點。
就跟古代社會,之所以對***動輒浸豬籠,就是建立在『因為犯罪被抓獲的概率比較低,**、偷情十次也不一定能抓到一次,所以只要抓到一次,就認定***已經無可挽救,肯定是出軌無數次』這樣的『罪重推定』上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古代的貞節牌坊才如此有『含金量』——比今天的北大文憑還有含金量。
但是,在互聯網時代,在人工智能時代,人的私隱或許被侵犯的程度會變大:比如網上的一切搜索、購買都會留下數據記錄。攝像頭像天眼一樣遍佈城市,把每個公民每天的行蹤軌跡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可與此同時,這種私隱被侵犯也會產生一個好處:那就是壞人留下作惡痕跡的機會會大大增加。一個人究竟有多壞,我們不一定要靠偶爾抓住一次就一棍子打死永不翻身來解決問題。其實每個人都在做壞事,每個人都在留下污點,再也不用和原先那樣有污點就徹底打死,那樣世界上就沒人了。
同樣的道理,也可以用在文憑領域:在文憑時代,一個人或許平時成績不怎麼樣,但就是期末表現好,或者高考發揮好,就代表了其過去三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