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水胡的品流非常複雜，既有其本部——古彭戎和盧戎——也有匈奴、月支、氐、羌、羯，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
裴該擊破盧水胡，迫使彭夫護北遁的時候，他還並未留台長安，各種政策的出台難免受到各方面掣肘，因而對於戰後安置彭盧舊部，手法是相對粗糙的，與傳統中原王朝沒太大區別。那就是簡單地屠其魁渠，拆散各部，別命酋大。說白了，盧水胡只是被打散而已，還不能說徹底滅亡。
焦嵩被殺後，裴該命從弟裴湛為安定郡守，郭默率兵屯紮安定郡內，為其輔翼。然而這一守一將並不相得，漸生齟齬，主要問題就在對於戎人的態度。
郭默素有雄心或者說野心，既守安定，就想要逐步擴充自己的部伍，以增強大司馬前軍的實力——當然，這也是裴該默許的。但他向來信不過戎人，而只在晉人之中募兵，對此政策，裴湛在理論上自然並不反對。
然而安定郡內，盧水胡盤踞多年，也有不少晉人投入，與戎人雜居，就仿佛是晉人世家的依附農民一般。裴湛一方面認為，農業是從國家到地方官府主要的賦稅來源，而畜牧業只能作為輔助而已，因此想方設法要增加耕地面積，同時增加農戶數量，又豈能容許郭默把太多農業人口轉化為兵卒呢？
終究中國人是傳統的農業民族，對於耕織來說，無論擇業願望還是傳承經驗，都比戎人要濃厚得多，故此即便在盧水胡的統治下，也很少有晉人從事畜牧業。同理，固然戎人中不少受到晉人影響，也轉而從事農業，但遊牧民族稟性難改，仍然是以從事畜牧業者為多。
況且，安定郡內晉戎的比例幾乎接近一比一，裴湛接受裴該的理念，認為兩相雜處，經過官府長期的控制和誘導，是有可能轉戎為晉的，但若將大量晉人剝離土地，抽為兵卒，地方上戎人的勢力就會日益坐大，反倒不利於融合政策的推進。
基於以上兩個理由，對於郭默在晉人中徵兵的政策，裴湛每每加以掣肘和限制，這就自然而然引發了郭默的不滿。二人甚至於將官司打到了裴該面前，裴該一時間卻也拿不出太好的，能夠使兩造全都滿意的調和手段出來。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大司馬前軍放棄在安定郡內募兵，而轉向晉人數量和比例相對較多的其它郡國。
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裴該也不希望郭默之流傳統武將的勢力過於龐大，乃至於逐漸軍閥化——好比說距離自己太過遙遠，鞭長莫及的蘇峻「公來營」，就已經很明顯產生了軍閥化的趨勢。因此他嘗試着將募兵權和訓練權完全收歸中央政府——也就是長安留台——郭默等一線將則只有領兵作戰的權限。
其實在漢代，絕大多數時候，中央政府就是如此行事的，以此來防止地方勢力坐大，或者軍隊不受控制。但自漢季以來，因為對西羌戰事的逐漸泥沼化，加上帝國財政的全面下滑，首先導致了西涼軍閥的產生——第一任首腦就是中郎將董卓；繼而董卓之進京，使得中央權威瞬間崩盤，各地原本就很強大的地方行政勢力轉而軍政化，袁紹、曹操等關東軍閥也就此應運而生了。
從漢季到三國到晉初，大大小小的軍閥層出不窮，即便在曹操基本上統一了北中國之後，其統治區域內的各外軍仍然呈半獨立狀態——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臧霸等所謂的「青徐豪霸」了。相比起來，蜀漢因為疆域狹小，中央控制力相對要強一些，但魏延、王平的漢中軍團，仍然保有相當大的獨立性。至於孫吳，本身就是大大小小軍頭的聯合體，更不必多說。
所以軍隊，尤其是外軍，為私人或小集團所掌控，百年來已成習慣，即便裴該想要扭轉這一狀況，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實話說，如今長安留台的大司馬三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也是他本人的私軍嗎？
因此裴該還不敢在大範圍內徹底改革舊制，以免在外敵環伺下，引發不必要的內部動亂，他最終決定，就利用郭默和裴湛之爭，先從大司馬前軍嘗試改制。
於是長安留台下詔，命將大司馬前軍各部輪流調至扶風、始平，乃至京兆郡內，由幕府派遣吏員，地方官協助，募兵以充實編制，並且加以訓練和「洗腦」。要等上述工作全都完成之後，這才重新編組，調歸安定。
到了那個時候，無論士兵還是中
第四十六章、戎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