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思想大爆發時代。第一次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雒邑（洛陽），東周春秋時代開啟；終結於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天下，西周滅亡戰國時代結束。這五百四十九年中，璀璨的百家爭鳴，造就了華夏獨領世界風騷一千八百年的輝煌。
第二次思想大爆發，始於王陽明公建立心學，發展於李贄先生《焚書》、《續焚書》、《藏書》三書盛行，終結於永曆十五年（1661年），桂王在昆明死難。這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裏，明朝思想家幾乎以一己之力，徹底顛覆儒家的統治地位，開創華夏思想的新局面。
但，一切終究成了幻夢。第二次思想大爆發的失敗，讓華夏承受了近三百年的最深重苦難。當一頭雄獅轟然倒塌之時，必定面對往日臣服者的瘋狂報復。短短的不到二百八十八年時間裏，華夏遭到了歷史最無情的懲罰。太祖名言，吾一直不敢忘：落後，就要挨打！！！
朱由校現在就感覺臉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耳光。范永斗，這個民間非著名賣國商人，如今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正神氣活現的教訓家丁。朱由校卻不能動其一絲一毫，那怕他現在的身份，是傳說中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上。
殺掉范永斗很容易，只需給猛如虎一個暗示，這個擁有強烈殺富濟貧思維的好漢，保准把范永斗撕成無數碎片。可如此一來，大同的商貿必然遭到沉重打擊，一旦商人大規模撤離，原本富庶的山西頃刻間就會變成人間地獄。明朝政府本就搖搖欲墜的國家信用，會瞬間崩塌。
到時候誰來承擔如此責任，又是皇上背鍋？已經幾乎淪為大臣玩偶的皇上，能背的動？一旦山西陷入困頓，帶來的直接影響會比陷入戰亂的西南更為嚴重。朱由校不敢想像，山西陷入混亂之後，與之毗鄰的河北、河南、陝西還有草原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范永斗趾高氣揚的樣子，似乎在額頭上刻了幾個數字：0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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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歷史上，商人的身份幾乎就一直與賤民二字掛鈎。似乎商人就是任由官府盤剝的對象，民間或者官方文獻上，也有諸多類似記載，可問題是，你信嗎？兩次思想大爆發的時代，都是巨富豪商上演風雲際會的時刻，這難道是巧合？
一個富豪的誕生，也就意味着一個新的豪強出現。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豪強會進化成為門閥。門閥之間通過姻親關係，結為更緊密的利益體，最終形成一股足以顛覆國體的力量。這便是富可敵國的真正含義，這股力量，豈是用『重農抑商』就能解決的？
管仲曾說過：『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早已揭示出，商人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秦朝以前，諸侯國之間強大的商業網就已經形成。那怕戰事再激烈，各國之間的貿易也從未中斷。當時的巨富豪商，社會地位根本不在士子之下。許多商人，甚至是諸侯王的座上賓客，頗受尊敬。
而官府民間也從未有過，憎恨商人這種奇怪的想法，因為身處亂世的他們，懂得「商」字的真正含義，資源配置。在亂世之中，誰掌握了資源，誰就掌握了最強大的力量。因此，很多富豪實際都帶有濃厚的政府背景，稱其為紅頂商人一點不足為過。
商人不僅也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華夏統一的進程。其中把皇帝當成貨物，插上草標售賣的呂不韋，成為商人之中難以逾越的典範人物。而和西施在胭脂湖高調秀恩愛撒狗糧的范蠡，更是被尊稱為商聖陶朱公。
秦統一六國後，隨即統一度量衡、貨幣和文字，建立寬達25丈的馳道和直道，修建靈渠，溝通長江和珠江水系，為全國範圍的物資運輸和交換奠定了制度和物質基礎。也就此為全國商業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可以說在西漢之前，華夏曆代統治者從來沒有過，刻意打壓商人這一愚蠢的舉動。那商人歷史上的惡名，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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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因為商人地位超然身份重要，所以根本不受任何限制，也沒有任何人敢約束他們，加上他們斂財的本領實在太過強悍，這讓沒有念過哈佛mba的各位統治者很是頭疼。卻又只能對着天天吃香喝辣的商人乾瞪眼。
眼看着商人，從本就不發達的商業體系中，大把大把的撈銀子，而統治者竟然只能盼望百姓多生兒子，從而收取人頭稅。試問哪個皇上能咽下這口惡氣，可咽不下也得咽。因為光眼紅的是沒有用的，商人，根本不怕皇上。別逼老子，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投奔他國！！
但這個時候，始皇帝扣了扣下巴：「百姓們，官員們，我今天高調宣佈，大秦帝國成立了，大家熱烈鼓掌。」這時，影響了華夏其後數千年歷史的重要力量，文人，看到了崛起的希望。於是隨後不久，文人帶着一身耀眼的光環，隆重登場。
華夏歷史自古以來的農稅政策，讓統治集團更喜歡人員固定而厭惡人員流動，商人逐利的本性，決定了他們不受統治者喜歡。
商人精明的頭腦，見風使舵的能力和冒險的本質，更讓其難以接受長期人為盤剝，相比之下，頭腦簡單，喜歡穩定生活並擁有極強災難承受力的農民，自然就是統治者的最愛。
當然，最早是那位學者發現了這一秘密，現在已經不可考。但這人絕對是文人之中高山仰止的存在。因為，漢武帝隨後會丟一個隨機紅包出來，文人恰好獨佔了這個紅包。
漢高祖平定天下後，秦奠定的市場經濟的制度和物質基礎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場迅速發展起來。漢朝吸取秦的教訓，輕斂薄賦，只收6.67的農業稅，客觀上只能支撐一個宰相坐牛車的小政府。
在對待商業的態度上，漢初崇尚黃老哲學，放任無為不抑兼併，相當於現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市場活動強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國家納稅人口迅速減少。
大地主強大的避稅能力，使得國家稅收進一步減少，迫使晁錯提出「納粟拜爵」政策。到漢武帝時期，大地主們都有了爵位，但納稅人口的急劇縮小，使得國庫進一步空虛，國家糧庫沒多久又空了，邊境此時告急，不得已之下，漢朝政府只好開徵6的財產稅。
如果富人們隱瞞稅收，一經告發，則財產一半給告發者，另一半收歸國庫。一時間，「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西漢政府，從初期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中嘗到了惡果後，終於轉向了西漢中期的殺商政策。
因為統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積聚社會財富的強大力量，必須「重農抑商」，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