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崢打定了主意要固守，只需不讓蕭打虎跑出來自己就算是贏得了最大的勝利。
蕭打虎沒有在第一時間率軍突圍，已經讓雲崢小看了他三分，糧食不足是他最大的弱點，繼續縮在西京城只會讓他的力量越發的衰弱。
相比之下雲崢就不那麼着急了，準備了五年的物資，正源源不斷的從雁門關運到這裏，作為接力賽的一部分，開春之後，雲崢就重新會有一支齊裝滿員的軍隊。
大宋這些年養精蓄銳的成果已經悄悄的展現，北方大戰連綿，而國內卻沒有增加賦稅，有了嶺南大批的糧食支援，皇帝甚至下令減免了陝西的錢糧。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司馬光甚至為此專門上了萬民摺子為皇帝請功，祈福，雲崢在這個摺子上面也簽下了自己的姓名。
然而，最燦爛的陽光下也有光線照耀不到的地方。
流民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終於抵達了西京，模樣之悽慘讓人不忍卒睹，三萬人在極寒的天氣里爬冰臥雪才來到戰火連天的西京，最後清點人數之後只剩下不到兩萬五千人，也就是說有足足五千人已經死在了從雁門關到西京這不足千里的路途上。
王安石自己也病了，而且高熱不退，自從大風雪開始之後，他就不眠不休的前進，他知道，一旦這支流民大軍在某一個地方停下來，恐怕就再也沒有能力走到西京了。
前進或許還有一條生路，留在原地不動除了死亡沒有第二條道路可走。
嘴唇焦乾的王安石見到雲崢之後，兩隻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裏像是冒着鬼火，指着流民對雲崢嘶吼道：「莫要讓他們再死掉了！」
這個保證雲崢給不了王安石，其實王安石自己也知道雲崢根本就做不到這一點，他之所以會吼出來，實在是這些日子見到了太多的死亡，從而讓他的精神幾乎要崩潰掉了。
軍卒們看到流民不由得竊竊私語指指點點，對那些光着腳能從千里之外走到這裏的漢子簡直佩服至極。
只有陳琳的神色依舊非常的泰然。
這些人看流民和普通人看見流民的反應不一樣。百姓看到流民只會同情，而官員和皇帝看到流民，就好像看到了動盪和不安。
在中國歷史上，有爭奪帝位的野心者不外兩種人。一是豪族，如楊堅、李世民等是。
二是流氓，如劉邦、朱元璋等是。此蓋豪族有所憑藉，便於取得權力，流氓無所顧忌。勇於冒險。
豪族所憑藉的是什麼？吾國自古以農立國，土地是唯一的生產工具，也是唯一的權力基礎。但是四民之中，農民最苦。吾國的遺產繼承制，以諸子均分為主，縱是大農，一傳再傳之後，土地亦必細分，由大農變為小農，土地的生產已經不能維持一家的生活。而租稅又以田賦為主，農民受了苛稅的壓迫，結果便如晁錯所言：
『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賦斂不時……當具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這些沒了土地也就沒了任何生產資料的人除了當流民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出路。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國家。而且中國的農業甚見幼稚。
技術的幼稚已可妨害生產力的發達，而過小地的耕種又令技術不容易改良。
其結果，農民當然沒有貯蓄，而致再生產只能在同一規模上。不斷地反覆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穫是遞減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種，收穫何能不年年減少。
西漢在文帝時代，「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東漢時代生產力似已提高。「畝收三斛」。由三國而至晉代，一畝之收「或不足以償種」。降至唐代，「一頃出米五十餘斛」。到了宋代，太宗時，「畝約收三斛」，神宗時，「大約中歲畝一石」。然據呂惠卿之言，「田歲首來四五六斗」。生產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災、賦稅之重，百姓遂「棄田流徙為閒民」。
閒民增加，貧窮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
王安石之所以會病倒，純粹是因為這次有了可以和最底層的流民有了親密接觸的緣故，也是通過這次長途跋涉，讓他對流民的構成和成因有了一個極為中肯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