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雕龍寶座上的崇禎，默不作聲的看着，下面殿中近百名爭論不休的官員們，而兩側近八成官員還在觀望着，似乎只要殿中的官員沒有決出一個勝負來，他們就不願意輕易表明自己的態度。筆硯閣 www.biyange。com 更多好看小說
看到眼前的這一幕，他似乎有些明白了，為什麼領導一個團體的政治力量不是左派便是右派，而中間派的政治力量只能被團結了。
相比起不憚於表明自己政治傾向的左右兩派，沒有傾向只想站在勝利者一方的中間派，雖然有着決定勝負的力量，但是卻無法領導整個團體的前進。
就比如在這個朝堂之上，雖然持有中間立場的官員佔據了官員總數的近八成，但是決定這場爭論的卻是剩下的兩成官員。
支持新學和支持舊學的官員就如同團體的左右兩派，他們之間爆發的爭論，完全帶歪了之前朝會上的風向。
這種局面不要說崇禎沒有想到，就連那些在朝會上發起上書的官員顯然也沒有想到。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沒人在意議題偏離了原本的方向，而是都竭力想要壓倒對方，保證自己所處的團體不落下風。
當首輔黃立極站出來主持朝局，請求崇禎出面作出決斷時，傾向於上書官員的錢龍錫、胡應台等人，也隨之出列請求皇帝作出一個公允的決斷。
面對這個局面，朱由檢倒是反而謹慎了起來。原本他倒是不介意同這些代表南方士紳利益的官員正面衝突，但是當他們把爭論的重點集中到新舊學之爭的問題上，他倒是不好再輕易的表明自己的態度了。
自國初確定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官定的必讀注本和科舉考試的依據，朱熹的地位就被神化了。他也是唯一一個不是孔子親傳弟子而配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人。
《四書章句集注》之所以有，「上承經典，下啟群學，金科玉律，代代傳授」的地位，歸根結底不在於它在學術上的成就，而在於朱熹寫作這本書時所抱有的政治目的，讓「聖經賢傳之旨，燦然復明於世「，作為「政教「的範本。
總的來說，便是通過對國民思想上的道德教育，以維護一個符合儒家思想道德觀念的等級社會。這種構築於道德上的精神世界，便同西方構築在神學上的精神世界一樣，都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思想工具。
而中國人建立在道德上的精神世界遠比西方宗教構建成的精神世界要堅固的多，畢竟中國有文字記載的記錄遠比西方人漫長的多，任何一點細微的改變，都會遭遇到引經據典的反對。
而朱熹所生存的時代，同樣是一個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封建王朝末代，他所見到的土地兼併之風大起，道德淪喪、教化不行的世情，在這個時代同樣正愈演愈烈。
因此在一些士大夫眼中，唯有重新尊崇理學，才能挽救大明眼前禮崩樂壞的時局。但是同朱熹這樣的理學家相比，這個時代推崇理學的士大夫們，不過是一群拘泥不化的泥塑木像而已。
他們把朱熹說的每一個字都當做了不可變異的真理，但是卻沒有學到朱熹重視觀察實證，追求真理的精神。
除了《四書章句集注》，朱熹還寫過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北辰辨》；在《堯典》注中，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構，並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構。
除此之外，朱熹對地質學化石、否認神創論、宇宙起源、地心說、大地自轉、日食與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體形狀、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對氣候的影響、生物與人類起源、中醫診脈、農業生產結構、農作物佈局及具體的生產技術等問題都有見解闡述。
但是在明代的道學家眼中，似乎朱熹只寫作了一本《四書章句集注》，他們抱着這本書不求甚解，只誠惶誠恐的把這本書里的每一個字句硬生生的背了下來，然後當做了自己思想的囚籠。
朱熹曾經提出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但是有人專講誠意、正心，有人只看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多數人都忽略了格物、致知，甚至於乾脆歪曲了格物、致知的本身涵義。
是以，在朱由檢的眼中，想要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四書
第383章 要讓人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