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我們中國自周天下奔潰，秦漢立國開始，早早便確立了世俗化的國家形態，歷經修葺，蔚為一種成熟的國家體制。自耕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宗理與帝制一統相為表裏，郡縣間架與文官體制互為犄角，而由儒學意識形態與宗理連接上下，拱立支撐，烘托起一個龐大帝國，卻是一種切切實實的國族形態。
其生聚，其作息，經磨歷劫，老到圓融。分分複合合。行行重行行，終究統一，便以一統為常態，分立為變態。直至近代歐美日外力打上門來，這一波現代文明駸駸乎席捲天下，這才被迫奮力轉型。
我們首先要肯定辛亥革命無與倫比的積極性、先進性和劃時代性，首先締造出一個共和制的國家，推翻皇權，頒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但是辛亥革命太倉促了，有點措手不及的狀態。革命黨人沒有來得及為獲取政權而做準備，以致中央政府是一幫革命者在運作，而各個省卻是一群革命的投機者也就是清政府的原官員掌控。
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變成為利己主義的各省巡撫做嫁衣，換湯不換藥，革命黨人和北方的一心想革新的軍人集團，馬不停蹄開始爭奪表面上的控制權，沒有一個省是徹底變革的。清朝末期什麼樣，辛亥革命後還是什麼樣，當然除了形式上將拖在腦袋上辮子剪掉以外。
我測算過，辛亥革命時思想上徹底的革命黨人也就兩三千名，我還是往多處估算的。一個省要完全掌控至少需要三千名革命黨的人。這下可好了，好不容易取得革命勝利但果實卻不是自己的。
平心而論這時候的革命黨不適合執政，自己都沒有執政團隊，你拿什麼執政靠吼口號？但不幸的是這幫人權力欲望太強，並不甘心喪失輕易到手的權力，於是乎南北兩個集團開始無休止的爭鬥，而不是將精力放到去封建化的進程上。
袁大總統執政前一兩年，可圈可點，這必須客觀評價，但也架不住革命黨人處處鉗制，他走了一步昏招稱帝，於是乎反袁聲起，各地擁兵自立，一片大好形勢被搞的四分五裂。
大家看我身後這幅割據圖，北方張作霖，靠出賣礦產資源獲得日本人支持，現在和直系在關內打的不可開交，說白了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張作霖替日本從關外向關內擴張。曹錕為維繫自己在華北利益得到西方各國支持後，抵抗張作霖的進攻。
南方形勢就亂了，當革命黨人的理念被世人當着空中樓閣後，陳炯明開始離心離德，孫同志手中無兵不得以再次返回上海。陳炯明雖然驅離孫同志，但南方一直是革命黨人的大本營，陳炯明能走到那一步現在還說不定。
皖系從前天起已經謝幕，浙江、安徽已經脫離他們一心一意謀發展去了。四川處於混戰已經提前預支農民10年後的稅賦。西北三馬、貴州那邊是唐繼堯，廣西路桂榮，山西閻錫山。這就是現在國內割據形勢圖。
清朝快速覆滅帶來一個嚴重後果，官僚系統的末梢嚴重失控，也就是基層政權的失控。中國的縣級行政單位數量從唐到清之間始終穩定在一千到一千五百個這樣的數量，而在此期間中國的人口翻了好幾番，我們就不難明白基層行政是多麼棘手的問題了。而一旦基層行政失敗，上層建築就會與它的人口、土地與糧食隔絕開來。
在基層，皇權撤離後形成的是士紳、農民的二元格局。從前，士紳似乎充當着農民的保護傘，保護農民免受代表皇權的衙役侵害。現在是士紳而非衙役在橫行鄉里、在向農民徵稅。士紳與農民間含情脈脈的面紗被揭開了，農民能憤恨的對象只剩下了士紳，當然，大多數時候他們把憤恨積壓在心頭。但當這種憤恨真的被點燃時，它將焚盡一切。
毫無疑問，近代隨着帝制的奔潰、國家的危亡，農民陷入了更深的苦難。如果說在前近代鄉紳階層或多或少受到儒家倫理的約束，並維護着地方的穩定與和諧，從而還承擔着某種「正能量」功能的話，那麼近代之後，這一階層則整體性的劣質化了，滑向了土豪與劣紳。因此，這一士紳主導的基層機構成了窒息農民生機的枷鎖。它不僅通過暴力鎮壓和威脅迫使農民不敢反抗，而且也進行思想統治，用傳統與迷信讓農民自覺「認命」，使後者陷入苦難的輪迴里不能自拔。
現在首要任務是要重塑基層政權，理順政府與農民的關係，引導農民有序的脫離土地投
第一百三十八章 開壇授課（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