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的對越廝殺，正處於激烈膠着。
北國的京城卻絲毫感覺不到那種緊張。
或許最能讓部委官員們直觀受到的影響，就是隨着國家決定撤軍控制戰爭規模、把一些鷹派人設的人才，從外交部下放到了其他外事部門。
長安-街上，一機部辦公大樓內，外事局局長辦公室。
局長同志扶着黑框眼鏡、端坐在辦公桌前，拜讀周部長讓秘書轉發的一份報告。
打報告的單位正是錢塘制氧機廠，內容也正是顧驁指點陳思聰寫的那些。
周部長轉發之前，圈閱了兩句話：「在國家專心經濟建設、縮減軍工訂單的困難時期。外事單位應積極協助企業、尋求對外技術合作、及軍轉民應用場景。在不違反國家敏感技術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創造經濟效益與出口創匯。」
這個圈閱，說明周部長已經結合中央精神，準備在這一塊立典型了。
周部長在部里根深蒂固，1952年國家建部時，他就是部里的一位局長了，此後近30年一直在部里工作，在部長位置上也幹了十幾年。所以大家都習慣了絕不質疑周部長的決定。
改開初年，百廢待興，具體到國家的機械工業領域，政績主要有兩塊：
第一塊就是傳統的民用科技逐步發展、實現更多產品的國產化/自給自足/出口創匯。
這塊工作非常繁雜，體量也大，等閒弄出上億美元的額外出口額，在一個國家部委的層面，也很難算突破性的政績。（當時國家一年的外匯儲備才不到十億美元，每年外貿收入大概二三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這個數字大概可以漲10幾倍。）
第二塊，就是軍工訂單的轉民用、以及去敏感後謀求對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擱在兵器工業部（60年代叫三機部），這塊工作是絕對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機部沒有那麼多涉軍技術，體量相對較小，工作任務也輕一些。但如果想樹典型，依然是很有看頭的，是個出政績的好地方。
局長感受到了周部長的決心，他自己也就充滿了幹勁。
「讓小包來見我。」他讓秘書打了個內線電話。
不一會兒，包丞丞就到了。
「局長，您找我？」
局長隨和地問：「錢氧這幾份報告的可行性，你怎麼看。這廠你應該也熟，當年我就帶你去過。」
包處長顯然是提前知道陳思聰會上書，所以預習研究過了，了解得挺透徹：「我覺得可行性很不錯，但有些風險也不能不考慮，具體操作時應該注意迴避。」
局長順勢追問：「怎麼說？」
包處長抖擻精神：「制氦機目前有美蘇德法四國能造，去掉蘇聯人不進入西方市場，我國也只能算是第五。因為不了解外國人的技術秘密，我們無法準確評估錢氧新搞的『膜法制氦』技術究竟是『填補國內空白』，還是『國際領先水平』。
而專利申請是要費用的，把一組新的方法發明妥善保護起來，在西方主流國家，大約需要數萬美元的法務成本。一旦申請成功後，每年還有數千美元的年費。
同時，資本注意國家的專利制度，都是本國保護制，也就是在一個國家申請、只在這一個國家受保護。我跟錢氧的同志稍微算了一下，即使只在美法德日這些國家申請，前期法務成本可能是20萬美元、以後每年交大約3萬。
如果交滿20年，未來的總法務開支就是80萬。一旦這個技術最終的創匯前景不能遠遠超過80萬美元，部里就存在外匯虧空的風險。」
局長皺了皺眉，在心中盤算幾秒，問道：「目前賣給紀念堂那套制氦機，售價是多少？」
包丞丞中肯地答道：「那個才賣了200多萬，人民幣。不過這價格作不了數的，不但研發成本一點都沒攤銷進去，連人工、管理都沒算，基本上就是個材料錢——
這種工程，都是半賣半捐、沒人敢賺錢的。如果國內會有平等的單位，在商言商想買，我覺得賣五六百萬人民幣沒問題。」
（ps：這個行業離生活比較遠，大家對價格不容易有概念。我舉個例子，80年代杭-州這邊市級醫院如果自配小型制氧站，大約是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