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資本綁架下，作家如何堅持獨立性？
莫言：汪曾祺（上世紀）40年代寫過一篇讀書文章，就對小說現狀深感憂慮。當時荷里活電影進入中國，很多小說讀者變成電影院觀眾，汪曾祺認為小說走到窮途末日。幾十年之後這樣的憂慮依然存在。我想起晏殊的詩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某種文學樣式衰退了，被另外的樣式代替是無可奈何的，但生活里畢竟需要文學藝術，就算小說不行了也會有別的藝術形式。面對紛繁複雜信息爆炸的時代，作家需要有定力，不被外界誘惑。90年代初期一些作家下海，也有一批躲進書房寫作的作家，就是後來的「陝軍東征」。我也沒經得住誘惑，當時寫劇本3000元/集，我寫了10集，一集15000（元），稅後，覺得佔了巨大的便宜。結果平凹的《廢都》賺得更多。有的人可以一輩子干很多事，但大多數人一輩子只能幹好一件事。像我這樣，中等偏下智力，一件事都不見得幹得好。
問：莫言提到作家生活中可以有好惡，但寫作時應拋在一邊，這種說法有點絕對？
莫言：中國有句老話，叫「說歸說做歸做」，這是個提醒，我只能儘量做到這一點。老虎活着的時候咬死很多人，咬死豬和羊，那個時候打死老虎的人是英雄，等到老虎死後再去拳打腳踢，就有些過分了。日本侵略中國戰敗之後，當年一些舉着旗子歡迎日本人的人搖身一變欺負日本遺孤……其實好人和壞人之間有一大段模糊地帶，這個模糊地帶也是作家施展的最廣闊天地。
附註：以上兩問是2013中德作家論壇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互動交流所答，對網絡作家也有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