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對單于都護府軍事動向不作細究，自然有其原因。因為單于都護府鎮守使楊玄基之所以率部離開雲中防區而進入幽州境內，正是出於皇帝的授意。
神都革命以來，朝廷內政方面幾番興廢，外事方面同樣如此。只不過由於陝西道大行台於軍事外圖方面動作太大，使得朝廷在邊務方面的調整相對就不怎麼顯眼。
此前李昭德主持朝政，在漠南等邊境諸州佈置重兵，雖然沒有什麼實際的戰事發生。但僅僅只是維持這樣的駐軍規模，已經給河北諸州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畢竟大軍強使於外，資糧窮耗於內，諸州士民因此受累不淺。
所以當李昭德被罷相之後，有關邊務經營的調整也是朝廷經年討論的一個問題。有那麼一段時間，狄仁傑所持休戈養生之論成為朝堂主流。但皇帝包括一些大臣都覺得這樣的政策略顯矯枉過正，特別在行台武備勤修的情況下，完全放棄軍事上的鋪陳等於將未來局勢走向的主動權拱手讓給陝西道大行台。
後續一系列的紛爭中，狄仁傑也逐漸的被邊緣化。之後朝廷選取幹員分任諸州，主要方向就在於河北諸州。這些外授刺史們除了除了牧民施政之外，還有一個使命那就是招募健勇、興作團練，以作為朝廷在河北的武備基礎。
這一政策的核心雖然重點還着眼於跟陝西道大行台之間的東西對抗，但也是結合了朝廷當下的邊患形勢。突厥骨篤祿兄弟復國起來，便成為北面最大的邊患問題。武周年間薛懷義幾次北征突厥，勞民傷財不說，戰果也是有限。
隨着北方羈縻秩序的破壞與突厥復國勢力的發展壯大，如今朝廷再用兵於漠南，已經沒有了貞觀、永徽以來的那種主動權，很難再一軍出征便一勞永逸。
大唐立國以來，河北之地的民情民心便是歷代當權者一塊心病。早在武德年間，高祖李淵甚至還打算將河北生民遷入太行山以東、放棄對此地的長久經營。這當然只是一時窮困之計，隨着大唐一統天下的大勢越來越明顯，這種議論自然也就不再提及。
但哪怕以開明而著稱的貞觀年間，對河北人也都是警惕有加，太宗素來輕慢山東人士也並非什麼秘密。包括高宗皇帝雖然借重一部分山東世族之力以擺脫關隴，但仍明令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配，並放任其寵臣李敬玄等與大族合籍，穢其門第。
皇帝李旦雖然當朝履極，但朝政始終混亂不堪，以至於神都朝廷大而無當，軍政諸事處理起來反而不及陝西道大行台靈活且有效率。
迫於行台施給的壓力，皇帝着令河北諸州各設團練，以期達到一個藏甲於州縣的效果。但是對河北士民的警惕這一條創業以來的祖宗法制也不敢肆意逾越，再加上眾多關隴時流充斥於朝中勢位，對於河北士民也是既用且防。
這反映在實際的操作中，就是以幽州總領河北尤其是北部州縣的團練事宜，並以國丈、莘國公竇孝諶為幽州都督而總領軍務。
但河北本身經營多年也自有有其一套秩序，貿然作此改變，勢必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協調，這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就是東夷都護府的歸屬問題。
高宗年間東征高句麗，除了徹底攻滅了高句麗這一東北悍敵之外，也將東北諸夷部進行了一番比較系統的整理，並設置了許多羈縻州府，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東夷都護府。
在竇孝諶外任之前，東夷都護為營州都督兼領。但現在朝廷卻將這一官職劃給了幽州都督，自然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人事糾紛。
竇孝諶在入州之後，便上奏朝廷營州都督趙文翽驕橫難制、不從管束，甚至不准東夷諸胡前來幽州拜見新任的官長。
對於這一點，皇帝李旦也是煩躁不已。一方面竇孝諶既然已經入州就職，縱有一些人事上的摩擦，那也都是職責之內需要處理，凡有糾紛、動輒上奏朝廷，那朝廷使你何用？
另一方面幽州與營州之間的摩擦，使得幽州作為河北道北部軍政中心的地位遲遲不能確立起來，這也直接影響到了朝廷對整個河北道的領掌經略。
營州都督趙文翽，也是久營邊務的老臣，一旦貿然撤換，朝廷還沒有合適的人選。而且就算撤掉了趙文翽，按照竇孝諶稍遇難題便上報朝廷的作風，也未必就能短時間內完全懾服東胡諸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