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城中各個階層忙碌籌備佳節的熱鬧氛圍，深居大內宮中的聖人自是無從感受，不過他本身也有自己需要忙碌的事情。
這一次的探花宴由朝廷負責籌辦，也是今年科舉的一個創新。朝廷有什麼新政實施，自然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義。舉辦探花宴，就是表示對科舉選人們的更加重視。
後世科舉延行千數年，且歷朝歷代都有加強，這也就給人造成一種理所當然的感覺，給人造成一種科舉一出、選法分明的印象。但其實這樣的看法也有一種就結果反推過程的偏頗，科舉之所以成為封建王朝最主要的選人法，也是有着一個悠長的漸變過程。
相對於察舉制，科舉的優越性毋須多說。但科舉與察舉，還是有着一段並行的過程，察舉也並非在科舉出現後便即刻消亡。畢竟察舉代表着世家大族的利益，而這些人無論在隋還是在唐，都有着不弱的影響力。
雖然初唐時已經有薛元超以不能獲得進士出身為人生大憾，但哪怕到了中唐時，還有名相李德裕牴觸科舉，乃至於發生了新舊勢力互相傾軋的牛李黨爭。且拋開哪一種勢力更加進步，單就實際的功業與私德方面，牛黨中的牛僧孺與白敏中都要遠遜於李德裕這個守舊派的代表。
唐代的科舉與後世最大的不同，並不在於糊名與否，而在於科舉與選官是兩個獨立的程序。科舉及第之後，僅僅只是獲得了一個出身，一個選人的資格，想要真正的擔任官職，仍然需要繼續通過吏部的銓選。
在唐代、特別是初唐時期，想要獲得選人出身，方式不只有科舉一種。甚至在很長時間內，科舉都不是獲取新選人的主流方式。
諸如姚元崇，其之所以獲得選人出身，是因為擔任了李潼他大爹孝敬皇帝的挽郎。宗室及其親眷舉辦喪禮的時候挑選挽郎，基本是從世家勛貴當中挑選年輕俊彥，相關禮事結束之後，自動獲得選人資格，只需守選數年，便能參與吏部銓選。
除了挽郎之外，太廟還有齋郎一百一十員，齋郎逐年考核，年滿之後同樣獲得選人資格，守選結束後同樣可以參加銓選。
當然，最重要的官人增補途徑還是門蔭入仕以及品子宿衛。五品以上可以蔭子一員，凡在品官員，子弟都可入參親勛翊三府宿衛。大唐內外官員將近兩萬，能夠享受到相關蔭澤福利的，起碼也有數千。
相對於其他各種獲取選人出身的途徑，科舉每年所取不足兩百人，且多數名額都被兩京學館所佔有。因此科舉在大唐初期的官人補充，並不佔據主流。
可以說只要家人做官，並且不在任上翻車、栽進權力鬥爭的坑裏，延續幾代官宦門第並不困難。當然在這諸多選人法當中，科舉由於其覆蓋面更廣、選拔更加嚴格，所以在輿論風評中要更加的公正與高標準。
在大唐初期，皇帝想要干涉並且收回世家大族在選舉過程中所享有的各種惠利，主要的手段並不是科舉中明經、進士等常科，而是臨事有制的制科。
制科科類更多，操作也更加的靈活，因此許多初唐名臣都有參加制科的經歷，諸如姚元崇與張說這對小冤家，以及發動神龍革命的張柬之，都是通過制科嶄露頭角、走上高位。
所以在初唐時期，儘管科舉並不糊名，但權貴們也少有向科舉下手以拓展並延續其政治影響力，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首先權貴子弟進仕的途徑極多，東邊不通走西邊。其次即便是通過作弊庸才及第，也僅僅只是獲得一個選人的資格，如果不能通過銓選以及更加嚴格的制舉，科舉給仕途帶來的幫助非常有限。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科舉並不是選官，如果想干涉典選、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干涉銓選要比科舉更加的直接有效。
中宗一朝吏治混亂，皇后韋氏以及諸公主弄權無度，從而產生大量的斜封官，但對科舉的干涉並不多，並不是心裏有數、不敢破壞這國之大典，而是看不上科舉新選人們那些青瓜蛋子。有這精力，宰相都扶植出幾人了。
武周一朝創設了殿試製度與糊名制度，統統是針對制舉和吏部銓選，並沒有下沉到科舉常科，並不是不想，原因仍是沒有必要。科舉常科所選拔的新選人，哪怕守選周期最短的進士，都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才能參與銓選，到了銓選過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