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朝群眾不乏因勾院的設置人心惶惶，而內朝延英殿的奏對則與此關聯性並不太大。
財政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財務的審察僅僅只是其中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還有財政的預算與立法，賦稅徵收，官產經營，財物的存儲管理與使用，以及市場和物價的管控等各種行政事項。
現在既然以勾院總攬勾檢大權，那在延英殿這一最高的決策場合，便無需再為此多費唇舌，重點還是討論其他財政事項的處理方案。
聖人並諸員各自坐定之後，中書侍郎姚元崇便拋出第一個議題：「向者國家度支，需量入為準、以判出。今秋度支計量，亦法此舊繩，但世博會後前法已廢，亟需速作更迭，才可敕為來年諸州政治準繩。」
度支預算乃是一個國家未來一年行政維持之根本，是一年財計至重。按照原本的行政流程，諸課役所收每年計簿送入尚書省，以供度支預算來年諸事，這一程序要在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
定案形成，開年元日大典結束之後，再以制敕的形式降給諸州朝集使，返往諸州，作為來年的用事準則。
世博會之所以安排在九十月籌備舉行，除了這一時節貢賦俱備之外，也是為了配合度支方案的計定。不過今年這個情況實在太特殊，因為世博會的規模與持續的時間嚴重超標，這就造成尚書省度支方案完全無涉這麼龐大的一塊，從而難以執行。
別的不說，單單商貨通行沿途所產生的各種地方稅務增收，根本就沒有在預算方案中體現出來，那麼這一部分收入、地方官府收是不收？交是不交？
姚元崇提出的這個問題頗為嚴峻，現在已經到了臘月初，距離元日大典只有一個月的時間，既要完成財事的審察，還要重新作出一份度支預算。
姚元崇話音剛落，因二宗事了而升任門下侍中的楊再思便開口嘆息道：「聖人享國興治，庫藏豐儲，倍益往年，世道驚艷之外，卻是事員憂苦。往年度支量入而判出，但今財情入涌無准，更以何憑判出？」
聽到楊再思的話，坐在御床的李潼臉上便流露出幾分得意的笑容。
要不就說楊再思這老傢伙情商高，既點出了問題所在，還不忘拍上一把聖人的馬屁：咱家聖人太牛逼，搞來這麼多的錢，讓大家愁的都不知道該怎麼花了，真是壞壞！
不過這兩名宰相提出的財政預算量入為出的問題，還真的不怎麼好解決。
大唐財政預算，遵循一個量入為出的原則，按照收入的多少去計定來年開支幾何，這也是歷代以來國家財政的一個原則性思路。
想要做到量入為出，那就首先要確保國家的整體收入是可以計量的。
這在初唐時期，自然並不困難，朝廷施行均田制，田畝、人口恆有定數，租調所收也不會存在太大的變量，只要相關諸司能夠切實履行職責，便能將國家財政收入算的清清楚楚，再依此做出來年的收支方案。
可是從高宗年間開始，均田制的破壞，徭役的盛行，已經讓原本可控的財政收入變得不可控起來，以至於不得不增加其他的雜捐稅事來維持一個相對的平衡。
到了開元年間，度支形勢要更加嚴峻。隨着各方編戶工作的深入，朝廷所控人口激增近倍，伴隨而來的新授田與墾荒規模也是越大，原本相對恆定的租調收入也隨之增長，今年之度支已經不足為明年之參考。
更不要說，隨着商貿的發展，商稅與諸官造產業的利潤激增，直接衝擊改變了朝廷財政收入的基本格局。
通俗一點的說法來講，就是他媽的錢來的太快，簡直讓人無所適從！
財政收入增加自然是一個好事，但從國家整體的行政角度來看，卻是一個甜蜜的負擔，該要施行怎樣的有效管理，才能讓這一部分財政增量轉變為切切實實的國力增長，對朝廷官府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財富的增長也能好事變壞。不說一個國家，哪怕是普通人突然暴富，若智力與品格不足駕馭，行為也會變得瘋狂起來。老凡爾賽的范偉老師，對此就有很深刻的體會。
「度支計量，國務根本。豐產盛收已經不是一時的困擾，常法之外，歷年也有變法，匯總為繩，更作創新。府庫所收既
0979 新朝修律，當世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