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回家。而那一次的廷推人選也被皇帝駁回，要求吏部重新擬定。
所以綜上所述，廷推作為一種制度來說，其象徵意義更大一些，真正的最終決斷權始終掌握在皇帝的手裏。
當然這並不是說廷推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廷推的重要性還是很高的，甚至可以說意義重大。
這個意義的來源，在於明代士紳對於公意的堅持——「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
這種思想，使得皇帝的獨裁始終處於一種在道義上不被接受的狀態，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貿然對抗公意也是很危險的。
傳統中國的政治期許，在於希望皇帝勞於求人、逸於使人，而非威福自專、權不下移。而在官僚系統高度體系化的明代，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統的最重要的齒輪，因此他對於官僚集團達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須抱持肯定態度，因為如果他否定其他齒輪的意志，就可能導致官僚系統運轉不良。
為了維護皇權而跟官僚集團敵對，從協調者變為對抗者，先不說長遠來看是一種自掘墳墓的行為——因為其自曝了獨裁者本質。甚至短期的代價就非常大，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團抵制乃至拋棄的——別忘了萬曆後期官員解印自去的風潮，以及崇禎後期孤家寡人的態勢。
萬曆遭遇的是抵制，是因為國本之爭而導致的一種君臣之間互相的「非暴力不合作」；而崇禎就更嚴重了，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團給拋棄了，甚至不僅僅是文官，他竟然被武將集團也一同拋棄。把明朝這種體制下的皇帝做到那個程度，也是沒誰了，死得真不冤。
當然現在的萬曆還沒有遭到明顯的抵制，因此這次廷推在他的諭旨之下，很快便有條不紊地行動起來了。
即便是廷推閣臣，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選。在某些強勢吏部尚書掌權的時代，這個圈定人選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干涉的。
不過現在麼，就不同了。從嚴嵩之後直到如今，基本上都算是內閣強勢時期，吏部方面只能緊跟內閣的指示行事。
而具體到眼下，也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吏部整體來說是實學派當權的狀態。這當然有歷史原因，主要就是當年高拱以首輔之尊兼掌吏部，由於他獨掌銓務八年，導致吏部從此貼上了高黨的標籤。
如今的天官雖然是楊巍這個貌似中立而實際上的晉黨，但反正在張四維丁憂之後，高黨、晉黨其實已經沒法分家了——都是高務實說了算，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選當然會秉承高務實的意志。
只是，這次所謂高務實的意志也不是他的意志，這只是個妥協產物，唯一聊以**的是這次的妥協是申時行退讓更多，高務實好歹還略佔便宜。
不過這次吏部推舉還是挺有意思的，高務實擺明了不給面子，或者說他真的貫徹了自己和申時行對話時表達的意思：這次的面子裏子我都要拿！
因此吏部推薦的三個人選，幾乎都和高務實有關。
這三個人選分別是王家屏、陳經邦、于慎行。
王家屏，山西人，不管他自己怎麼看，在外界眼裏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晉黨；
陳經邦雖然是福建人，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就是說高拱是陳經邦的座師。當初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陳經邦才成為朱翊鈞太子時期的第一批講官。換句話說，他既是高務實的老師，又是高務實師兄……某種程度上有種代師授藝的感覺。
至于于慎行，他是高務實鄉試的宗師，高務實的解元就是他點的。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淵源：于慎行其實是張居正的學生。
當初張居正倒台之後，門生們由於地位大多都不高，倒沒有怎麼被高拱打壓，而且其中爬得最快的梁夢龍現在還成了高務實的盟友，直接加入了實學派，因此于慎行的背景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來，三個人選裏頭除了真正打算推上去的王家屏之外，後面兩人都是高務實和朱翊鈞過去的老師——當然，王家屏後來也是做過講師的，只是並非第一批罷了。
這個推薦送到皇帝手裏的時候，並非表示現在就讓皇帝拿主意，這只是第一次過目，之後如果皇帝同意，就會讓內閣與「大九卿」廷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