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這句「該彈劾的就該彈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陽大會一錘定音的最終表態。其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整個高黨、整個實學派集團的戰鬥宣言。
以高務實的意志所發動的第一次萬曆黨爭，就此爆發。
在他看來，這次黨爭的核心驅動力，是保證閣權優勢在沒有實學派首輔壓陣的情況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驅動力，則是確保申時行此次無法在內閣中塞進第二位心學派官員。
即便大舅丁憂去職，我也要讓你申汝默孤掌難鳴！
還有潘晟。
不管你是見利忘義，還是迫不得已，總而言之，你已經改變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場，明顯站到了心學派一邊。
這是你先背叛了過去的情誼，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講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這種事也能輕易原諒，那我實學派這麼多人，若是將來一天來一個背叛的，我還怎麼「帶隊伍」？
殺雞儆猴有時候未必好用，但殺猴儆雞的效果總不會太差。
一位閣老，夠資格當這隻猴了。
黨爭黨爭，有黨則必有爭！更何況，這是大明朝的黨爭，可不是宋朝那種，沒有那麼溫文爾雅，廢法而不廢人。
有明一朝的黨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
高務實很清楚，歷朝歷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但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雖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歷史告訴他，黨爭這玩意兒從來就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一樣會黨爭，甚至爭起來比小人還厲害得多。
為何高務實認為明代的黨爭與宋代不同？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九十年，此時的北宋已經經歷過對遼和西夏數次戰爭，國力消耗嚴重。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便在這個時候，名臣范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制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佈多條詔令，史稱「慶曆新政」。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余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面。
隨着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為反擊，監察御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范仲淹關係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
在這之後，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為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
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曆四年），范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約等於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曆新政」就此落幕。
而與「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佔據上峰。
隨着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御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覆，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范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鑑》；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
第126章 安得倚天抽寶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