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覺得毫無頭緒是理所當然的，以他的政治思想基礎而言，顯然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但他的毫無頭緒對於高務實而言卻可能不算什麼難題，因為高務實手裏有直接的辦法。
這個辦法不是高務實自己想出來的，他只是在這個問題上恰好站在了一位與朱翊鈞同姓的偉人肩上。那位偉大的改革家頂着國際國內巨大的壓力，為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改出了光明璀璨的未來，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解決辦法主要就是兩個：分稅制和轉移支付。
在高務實看來，財政事務是理解國家治理體制的重要切入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僅財政行為本質上就是治理行為，甚至治理行為本質上都是財政行為。古今中外、歷朝歷代每次財政制度改革，都會對央地關係、區域關係、乃至於後世的****產生重要影響。
有明一朝早期的財政體系與後世紅朝早期的財政體系幾乎正好相反，大明是中樞財政能力極差而且財權還少得可憐，這一點在本書前文中已經反覆強調，這裏不再贅述。
紅朝早期則是中樞高度集權、大包大攬的「統收統支」財政制度。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統一上繳中樞，地方支出再統一由中樞撥付。當時這麼做是有原因的，是為了解決革m戰爭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經營的財政經濟狀況，籌集新中國早期所必須的建設資金。
但在80年後，紅朝採取了相對分權的「包幹制」財政制度，原則是「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幹」，與之配套的是「利改稅」制度。
這個改革的背景是70年代地方出現了財政赤字，再加之改開之後需要配套的財政制度，給予地方經濟自主性同時給予財政自主性，於是有了「交齊國家，剩下都是地方」的分灶吃飯做法。
利改稅是將國企原來向國家上交利潤的大部分改為徵收所得稅，從而把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通過稅法固定下來。但是很顯然，這項制度並不完善，還需要進一步深化。
於是94年後，紅朝採取的是收入集權、支出分權的「分稅制改革」，與之配套的是成立了「國稅」與「地稅」兩套稅收系統。
改革的直接導火索是80年代中樞窮到曾兩次向地方借款，而根本原因則是中樞為了提高「兩個比重」，即稅收占gdp的比重和中央稅收佔全國稅收的比重。
請注意，在80年後到94年前這個時間段，紅朝的情況就和大明「大戶部改革」之前有些相似了。
世界銀行在2002年2月的時候曾經表示，認為那段時間的紅朝財政體系是一個「環環相套的財政聯邦制」。它的說法是這樣的：「儘管中樞政府確定了該體系寬泛的輪廓，但它僅與各省直接打交道。
例如，它設置了與各省收入分享的規則；接着，各省分別與其下轄市確定收入分享體系，市再與縣，這樣依次進行。支出的劃分同樣如此。因此，儘管紅朝是單一制的政府體系，但這些制度安排卻使其具有強烈的聯邦制特徵。」
「聯邦」這個詞用在此處，其表述的主要意義在於：中樞擁有理論上的絕對權力，但地方擁有實際上的較高自主性——這是不是很「大明」？
紅朝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分稅制的細節遠比大明複雜，這裏不多表述。但是，其結果必須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的財政能力被削弱，依賴上級撥付。
這種「撥付」，實際上就是中樞基於地方的補助，一般為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而轉移支付又分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
一般轉移支付，又稱均衡性轉移支付或財力性轉移支付。它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目的是為了均衡地區間財政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
專項轉移支付，主要服務於中樞的特定政策目標，一般與地方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結合，需要嚴格按照規定的用途來進行使用。
高務實當時作為在基層政府工作過多年的年輕幹部，算是親身參與了這方面的實踐，再加上他是學法律出身，後來又進修的經濟，因此對這些事情算得上門清。
當時的分稅原則有五級財政體系的分稅，其中每一層級的上級政府都有權制定與下一層級的分稅制方案。其共同規律是
第277章 援朝抗倭(四)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