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按察使、湖廣右布政、福建左布政，官運在同科之中不好不壞，勉強算個中上。
高務實之所以看上他，主要是因為此人在福建任上對於京華移民台灣島的支持力度很大。同時他作為福建左布政使，很好的學會了高務實那套通過商業反哺和帶動農業經濟的做法，在大力發展福建傳統優勢如海港貿易、漁業、鹽業之外，又在全省各地積極推動茶葉種植，走經濟型農業的路子，效果顯著。
另外，他還對高務實在全國各省宣傳的土豆、玉米很上心，親自在布政使衙門後花園裏種了一些來觀察產出，確認其優點之後立刻全省推廣。
尤其是在福建山區也能大範圍種植的土豆，更是成了他任上主推的農作物，以至於他任福建左布政的第三年，福建一省對外省(甚至「外國」)的糧食依賴都大為降低，被兼任戶部尚書的高務實在前次京察時點名表揚。
用他做貴州巡撫，高務實主要訴求並非指望他軍事指揮的能力有多強，畢竟貴州在播州之戰中的主要定位是守住播州的南線出口，進攻方面還是要看劉綎那一路。
因此，高務實用他的意思是希望他在貴州也大力推廣土豆——畢竟貴州和福建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就是多山少田，福建的農業經驗在貴州也有一些是可以用上的。
當然，即便兩地都是多山，但貴州的對外交通條件比良港無數的福建可就差遠了，因此種茶葉的事可能要往後稍一稍，先以種土豆解決肚子問題為先。
朱翊鈞對郭子章的印象不深，只記得高務實好像表揚過他「農商並舉，布政福建貧瘠之地三年，年繳七十萬於太倉」——那就夠了，這成績一看就是能臣啊。
於是朱翊鈞立刻批准，並且要求郭子章收到聖旨即刻赴任。至於總攬播州平叛軍務之人選，這個就一事不煩二主，再下一道聖旨明確交給宋良佐就行，算是把「潛規則」正式化了，由於高務實說了事畢即撤，朱翊鈞連事官都沒給，就讓宋良佐加了個欽差。
至於糧餉問題，朱翊鈞也再次重申，就按高務實之前提出的就地買糧來辦，由明聯儲以紙鈔在四川、湖廣買糧提供各軍。同時他還重申明聯儲紙鈔可以用於納稅，以此確保這一「等價交換物」的價值。高務實隨即領旨。
五月，郭子章到任，一邊開始推廣土豆種植，一邊重整貴州軍務，還接收了一批兵部臨時下單採購、由安南河靜生產、通過廣西緊急送往貴州的軍備，其中包括萬曆二式火槍一萬支、京華三號炮兩百門等九邊精銳明軍的制式裝備。
在這種前提下，貴州局勢漸驅安定，當地一些原本有些風吹兩頭倒的土司們也安靜了下來。
而宋良佐也沒閒着，由於貴州方面此前顯示出的羸弱之態，他在徵求內閣和兵部同意之後，不僅再次徵調了一些雲南、兩廣之兵加強南線貴州兩路，還再次調集周邊一些土司兵馬設防，甚至連劉綎所部都得到了雲南土司兵馬萬餘人的加強。
從大局來看，參與圍剿播州的兵馬已經接近二十四萬，雖然其中大多數並不承擔主動進攻任務，但其作為大明手中的「絞索」，也已經勒得楊應龍越來越喘不過氣來。
六月，楊應龍與下屬討論徵收五司七姓的土地，他召集了播州軍最重要的一批核心人物，包括其子楊朝棟、楊惟棟，其弟楊兆龍，軍師孫時泰，文書馬忠，播州總管何廷玉，外司總管何漢良，內司總管田一鵬，田飛鵬兄弟兼播州大將楊珠。
此時的楊應龍雖然感覺到了封鎖帶來的壓力，但那主要是經濟壓力而非軍事壓力。由於明軍前次再敗之後又經歷了一番調整，因此他並未覺得自己有多大的危險，顧盼之間依舊十分自信。
此刻他微微揚起下巴，道：「眼下播州之地已盡歸我所有，張、袁、盧、譚、羅、吳六姓土地財貨皆已徵收，播州自即日起將不再臣服於大明朝廷，只待覓得良辰吉日，我便自立為王，爾等有功之臣亦將大有封賞。」
楊朝棟大喜，道：「父親明斷，我楊氏屹立播州七百年，早該稱王了。往年看朝廷待我們不薄，這才屈尊歸於朱家治下。如今看來，歷經唐宋元明，我們播州實在太過恭順，以至於朝廷越來越不將播州放在眼裏。
還有那些敵我不辯的土司，他們竟然與漢人合謀暗害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