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要遼東巡撫一職？」高務實聽完張四維的話，一臉詫異地反問：「心學門下現如今有值得一提的文帥嗎？」
文帥就是文人出任大帥的意思，也就是能夠掌兵的巡撫、總督。一直以來，除了王守仁本人之外，心學一脈中的文帥迄今為止還沒有特別值得一提的，個別幾個能打的文帥也都不是純粹的心學派。
比如梁夢龍雖然是張居正的門生，而張居正又是徐階的門生，但張居正本人的施政理念就談不上「心學」，到了梁夢龍就更加與心學疏遠，現在乾脆「跳槽」到了高黨的實學派陣營中來。
其實現在大明政壇的「心學」和「實學」劃分已經與十年前有了不少變化，不再單單從師生關係、出身地域來劃分，而開始以施政理念來劃分了。
如果非要簡單一點說，那大概就是心學派堅持「道德至上」，而實學派堅持「實效至上」；心學派堅持「治國在於人，治人在於德」，而實學派堅持「治國在法，而法因時而變」。
正經的說，心學雖有反對聖賢偶像，破除經典權威的積極意義，但其宣揚的「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註：出自王守仁《與王純甫書》。】的「四無說」最終卻釀成了支配整個學界空疏無實的學風，進而成為官場作風和社會風氣。
「四無說」不是提倡人們去認識和改造社會，而是把人們引向逃避現實、脫離實踐的歧途，為後來心學傳人們搞虛無主義打開了閘門。這些王門後學鼓吹「現成良知」、「以無念為宗」，提倡斂心禪坐、虛靜寡慾，使心學日益陷入空虛簡陋的絕境。
這種棄實清談的學風即便出現在一朝盛世，也會導致嚴重後果，更何況其泛濫於各種危機導致「併發症」的明末，那就更糟糕了，不僅不能拯救危機，反而使危機愈發嚴重。
而實學派則與之爭鋒相對。其實高拱青少年時代曾研習過陽明心學，但他步入仕途後，目睹士風空浮，政治腐敗，便逐漸認識到了心學之非。
因而他多次提出要破除「虛套」、「舊套」、「常套」、「故套」、「舊習」、「虛文」、「拘攣之說」，特別是對政治中的「八弊」陋習更是深惡痛絕，立志要徹底革除之。
在高務實的暗中保駕護航之下，高拱得以順利進行改革，提出「修內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綱領，「挽刷頹風，修舉務實之政」【註：出自高拱《政府書答·答同年陳豫野書》】的改革目標。
他還明確提出一切唯實的施政方針，強調遵「實理」，做「實事」，行「實政」，反對一切表面文章和虛浮之風。
不同於心學後進們在施政理政方面只知泛泛其他，由高拱「組建」的實學派在人才觀、軍事觀、法治觀和理財觀上，也始終貫串着鮮明的實學精神，如講究「綜核名實」，「務核名實」；倡導「以實為聲」，反對「以聲為實」；力求「法必貴當」，「罪必責實」；主張生財理財，「民受實惠」等等。
總之，心學派與實學派的最大差別就在於，心學尚「談」，實學尚「為」。
因為這個施政理念之差，雙方在政治鬥爭中的關注點也就有了差別。實學派這邊比較重視的職務，在中樞就以吏部、戶部、兵部為主。而心學派則尤其重視禮部的歸屬，同時對都察院也很上心。
而在地方呢，實學派格外重視北疆各鎮及沿海各省，心學派則更重視那種農業大省，比如湖廣、江西等。當然，實學派也很想插手南直隸、浙江等地，只是那些地方幾乎是心學派的大本營，所以實學派搞了這麼多年，也就塞進去一個應天巡撫。
這麼一說就很明白高務實的驚訝來自於何處了——心學派什麼時候有興趣關注這遼東巡撫一職的歸屬來了？他們的人能幹得好這個位置的事？
張四維搖了搖頭：「不瞞你說，我也很好奇他們為何如此，但你知道，我和申汝默不可能直截了當的談這些事，雙方都打着機鋒，有些事只能靠猜。他們為何如此，我亦無從得知，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要讓他們同意增補子愚（張學顏）、君澤（吳兌）入閣，必須把遼撫一職讓渡給他們的人。」
高務實眉頭大皺，沉吟道：「大舅，甥兒在遼東的佈局很大，若是我此時離任，到時候他們把我佈置的一些事給
第293章 臣高務實領旨謝恩（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