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頤玹正襟危坐，說道：「朱老，目下國內局勢危如累卵，依您之間，是應該億兆同心，聯合御辱，還是各自為政，互相攻訐？」
「這個毫無疑問，自然是兄弟齊心，其利斷金。」朱邦偉對她的說法，有些遲疑。
「您對於當局的所做作為，有何見解？」
「蔣中正此人，雖為一世梟雄，但氣魄不夠，不夠光明磊落。十餘年前，他從一個無名之輩，猝然而起，然而他又不夠鐵腕，他瞻顧太多，不敢放開手腳大干，又忌憚敵手，所以最終不會有什麼大作為。」
「比之清廷北洋，又怎樣？」
「清廷敗在規矩太多，人才匱乏，李鴻章後，無人挑起大梁。但清朝之過人處，在於能毅然退位，非不能不戰，然南北開釁，遺外人口實，中華分崩離析，就在剎那之間，這是後世執政者所不能及處。本來退位詔書優待皇室，卻在民國十三年被驅逐京城，所以釀成了今日滿洲之獨立，關外不為中國所有，大好河山，頃刻土崩。」朱邦偉說道動情處，目淚縱橫。
「朱老，當局如此不堪，那延安方面，您認為又如何？」
「延安諸人，我認識的不超過三五過，他們信奉的共產共妻之說，做事過於激進，不夠沉穩，非聖賢不能為，而且他們的學說法自西方，究竟能不能救中國，還在未知之天。」
「佛教亦是外來之說，但在中國早為善男信女所膜拜，何來中外之別？倘若不能救國，即便是國內所產之理念，如八股、小腳，又有何用？若能救國，何必糾結東方西方？」鄭頤玹明白，只有自己說服朱邦偉，他才會假手以援。
「佛教自漢末初入中土，並未能流傳開來。至達摩一葦渡江，別立禪宗，信徒始眾而後六祖發願，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雜糅中土本有之學說，創曹溪一門，才堪為士子信服。佛雖產西土，卻早已是東土應有之物。」
「那據您的意思？」
「自東西交通至今，舉凡傳入之思想數以百計，卻都是滄海余漾，難以成事，惟見生靈塗炭，國不成國。洪秀全借西方之宗教，李鴻章援西方之器物，自康有為始，乞之西方之思想，時而改良，時而革命，時而君憲，時而共和，紛紛繞繞，你方唱罷我登場，哪有窮盡的時候。等到北洋被逐，本期望孫逸仙拼湊的三民主義可以消弭戰端，可國民政府內部爭權奪利，絲毫不遜色於北洋武夫。」朱邦偉嘆氣道，「時代如是，唯有苟活二字。」
「朱老可知中國之問題淵藪，不在於當政者為誰，而是誰也沒有觸動中國傳統社會之根基。傳統社會乃以儒家立國，以有序平靜之心態，對待四夷。可當今社會，正乃天演論等書所言，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您在清末也應覺察到，僵死對的機制，雖然均力圖維新，可均屬徒勞，這屬於上層的架子已老。清季以還的變故，均圍繞這個上層喋喋不止，卻不知中國的未來在於重造一個底層。底層之黎民生計無由解決，任是三皇五帝再世，也無法把全國摶成一股繩。北洋的失敗在此，孫逸仙的革命功虧一簣也在此。」
聽着鄭頤玹的說辭，朱邦偉微微頷首，表示讚許。
「果然時代變了，舊時代女子無才便是德，如今的巾幗真不讓鬚眉。鄭小姐的一番話，老朽聞所未聞。依照鄭小姐所言，應當怎麼變革這個底層，中國才有圖強之機？」朱邦偉巴望着眼，如盼甘霖。
「傳統的社會，以地主和農民兩個對立的階層為主軸。地主壓榨農民的地租，周而復始，農民的勞力都空耗費在田地里。而必須將他們解放出來，釋放他們的能量。中國的社會，再不能單純依靠士大夫，從白話文之流行，朱老應該能夠覺察到平民勢力的崛起。如同春秋戰國之際，始皇順應潮流，提拔士人，對抗貴族，廢除舊制，才有大一統之盛舉。今日的局面，同樣如是。西洋之能人，皆為平民，而中國之權力，束縛於士大夫之手，雖然中國號稱四萬萬之眾，可實際上只是數十萬士大夫在與西方較量。孟子曾言：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如何讓百姓真正視中國為自己之國，才是當政者之必要。延安所做的事情，即是如此。他們將土地分配與農民，把整個平民發動起來，對抗日寇。當局徒用武力，不知收民心，用民力，雖百萬精銳，而在淞滬一戰二十萬之日軍，潰不成軍。延安數萬之人，卻能在華北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