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力和支配力，對權力而言，沒有監督的制約和沒有制約的監督，都是危險的。
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對這種權力加以限制和控制，它就可能發生異化，這是因為就權力的屬性來說，客觀上具有較強的滲透性和擴張性，如果不為它設定法律上的邊界，它隨時都可能利用其控制的財富和暴力，不適當地膨脹起來，從而得以超越或凌駕於社會成員之上。
就權力的效應來看，它具有使權力指向的對象服從掌權者的功能，正是這種服從的效應，使它有可能成為攫取利益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滿足個人私慾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力本身就存在着腐化的自然趨向。
此時的岑春蓂就是出於這種情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去年，也就是1909年的春夏之交，湖南湘西和湖北荊江發生大洪水，沿途各縣十堤九潰，田禾淹沒，顆粒無收，被災者達數百萬人，同時湘南衡州、寶慶、長沙各屬又鬧旱災，收成不及七分，湖廣兩省產糧大減。
&對如此嚴重的災情。本應高度重視，積極採取應對之方。妥籌善後之策的清朝湖南巡撫岑春蓂全然不顧，且反其道而行之。
岑春蓂不僅聽任鄰近歉收省份沿襲過去的辦法來湘採購糧食。而且他所控制的糧行竟然還與日、美、英三國洋行簽訂關於運米出境的照約，並且通過自己在朝廷的關係網得到清廷外務部的批准。
當運米出境的照約簽訂後，岑春蓂則利用其巡撫特權，指使其親信朱祖蔭、馮錫嘉等人，分駐長沙、漢口兩地，藉口全部收為官買，挪用官款搶購囤積，勾結英帝國主義私運出洋。
有了岑春蓂的鼓勵，於是乎這些外國商人攜帶巨金來湘搶購。並勾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產地，坐收分購，輪船裝運，絡繹於途，明運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而至派司轉口，不領運單，偷運出境者，為數尤巨。
湖南穀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關切和憂慮，要求湖南巡撫岑春蓂禁運穀米出省。
不過一方面由於畏外人甚，另一方面也關乎自己的利益，岑春蓂先是不允所請。後雖迫於事態的嚴重性，電請中央批准解除與日、英、美所訂購糧照約，通知各洋行禁運穀米。
禁運告示發佈後。各國駐華使領卻依恃1902年中英商約的規定，宣稱在禁令公佈二十一天之後才能施行。在此期間，外商運米出境的行為變本加厲。華洋商販，爭相購運，趁此兩旬之內，盈千累萬，連檣下駛，岳州關每日收米厘三萬餘串，兼旬以來，出口之米，已數百萬石，全然不顧湘省糧荒的極端嚴重性，岑春蓂這種滿清**官員唯利是圖的貪婪本性再次暴露無遺！
穀米的大量出境，長沙乃至湖南境內的商紳地主也開始參與了糧食的囤積活動，命令自己控制下的糧店顆粒糧食不售，坐等糧食價格暴漲，這使得遭受嚴重災荒的湖南糧荒更加雪上加霜。
由於徐衛的影響，此時長沙乃至湖南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湖南省的省會長沙，其湘江河段碼頭運輸貨物晝夜不停，碼頭上的龍門吊更是被豎的林立，甚至有人講長沙成為小上海。
不過，長沙的發展不過是徐衛回國這段時間的事情，其底蘊與已經開埠幾十年的上海自然是無法相提並概論的，雖然因為徐衛的影響，在長沙確實造就了一批先富起來的人，但這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百姓依然是僅夠衣食。
對於徐衛在長沙設立的工廠，長沙本地的百姓有了一個進去又出來的過程，在早先的時候長沙城內的百姓羨慕徐衛開出的優厚待遇爭先恐後的進入徐衛設立的工廠，但是隨着長沙來往商人流量的增加，他們發現自己在長沙城做點小買**在工廠內朝六晚六的辛苦工作要掙得多，於是他們又紛紛從徐衛的工廠內辭職，然後利用自己在長沙城內的房屋做起了生意。
隨着湖南湖北兩省的災荒愈演愈烈，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地區會黨和礦工甚至發動了旨在反清的萍瀏醴起義，由此可見這場災荒的嚴重程度。
所謂的災荒大多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湖南的這場災荒如果政府反應及時決計是能夠平安度過的，但是岑春蓂的貪婪無度卻加劇了這種災荒的破壞程度，隨着長沙周圍受災百姓的大量湧入，長沙城內出售的糧食愈來愈少，而價格也愈來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