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發之後，最早獨立的十二個省中有十個省的咨議局都擔當了發動與組織的角色，其實清王朝半壁江山的變色與革命派沒有直接關係，左右各省咨議局的立憲派士紳階層才是促成辛亥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
作為在野少數派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或曰革命黨的點火播種作用在立憲派士紳階層領導和推動的以城市為中心的群眾運動基礎上終成燎原之火，正是革命黨和立憲派士紳階層雙方的聯合，摧毀了清王朝的皇權統治。
可以說，清末新政、立憲運動以及辛亥革命的產生和發展是清政府、立憲派士紳階層、革命黨三方不斷對抗、聯合、分離的博弈產物。
三方政治勢力中，清政府與革命黨的實力懸殊，以至於革命黨不得不以暗殺等恐怖手段與碩大無朋的清政府進行不對稱對抗，顯然在三方博弈中立憲派士紳階層的政治取向又決定了新政和革命的成敗。
自1840年清政府被英國打敗之後，痛感國勢衰敗的清朝統治者便自覺不逢覺得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此後的70年時間裏清政府，有選擇地學習西方，並且在很短的時間裏取得不小實效。
洋務新政的主旨是富國強兵，使中國短時間內幾乎超越了一個時代，為清政府之的一系列改革積累豐富的物質基礎，但清政府卻被這此傲世天下經濟成績，遮蓋了雙眼，放緩了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步伐。
從某種角度上說，稍晚發生的甲午戰爭、庚子之變，與其說是對清政府之前改革的否定。倒不如說是催化了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自此清末新政開始從經改走向政改，雖然這種進步與覺醒依然是被動的、遲到的，而清政府幡然醒悟之後，為了自救而進行的政改又催生了以立憲派面目示人的新型士紳階層的出現與覺醒，導致了立憲運動的出現。
新政是清政府自己推行的改革。大致包括從體制內各項改革到體制本身改革即預備立憲的兩個階段，立憲運動則是立憲派士紳階層領導的憲政改革運動，雖然其興衰起落與新政尤其是預備立憲有着直接的關聯，但是二者並不完全是一回事。
大體而言，代表士紳階層利益的立憲派士紳階層總是走在清政府的前面，在推動立憲詳運動的同時，也推動了清政府的新政進入政治改革階段，而清政府以新政之名而進行的政改總是在自覺與不自覺地被立憲派士紳階層牽引前進。
在庚子事變中逃亡西安的清政府於內外交困之中被迫發佈新政改革上諭，從此揭開了清末新政的序幕。
在清政府新政改革的過程中。科舉制度的廢除，斷絕了傳統士人的晉升階梯，不少舊士紳轉向新式教育，新式學堂的驟興與留學風潮的高漲，為他們開闢了接受新知識、新思想的便利渠道，舊士紳由此開始向近代新式知識分子轉化。
在這些正在向新式知識分子轉化的士紳中，又有不少人積極投身於興辦工商實業的熱潮中，而成為近代新式商人與實業家。
就這樣形成了一個相當數量的紳商群體。這個群體在取得一定的經濟地位之後，便很自然地開始謀求政治上的發展。立憲政治是他們的理想追求，而所謂立憲派實際上就是紳商群體的政治代言人，是作為中國歷代統治基石的傳統士紳階層的進化模式，具有天然的左右國家政治走向的強大屬性。
與此同時，經過戊戌變法的思想洗禮和庚子之變國難磨礪的清政府體制內人士，也逐步意識以憲政改革為核心的新政勢在必行。視新政為鞏固皇權，永保社稷的靈丹妙藥。
五大臣出洋考察列國憲政，歸國之後，在回答慈禧的詢問時，明確主張立憲。效法日本，大臣戴鴻慈、端方不僅當面告訴慈禧立憲利國利民，而且聯名上《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提出憲政變革的初步方案。
一時間，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之下，立憲思想陡然成為潮流，立憲派也就在此立憲思潮滾動的過程中成為一個頗具社會影響的政治派別。
在立憲派士紳階層成為清末重要的政治勢力之後，覺醒的新型士紳們便以立憲運動為口舌，大力鼓吹立憲思潮，發出自己的政治聲音，在推動了清政府進行預備立憲的同時，竭力維護自身的權益。
對於體制內一般的各項改革，立憲派士紳階層與清政府之間並沒有太多的分歧，他們的矛盾衝突主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