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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湖南省糧倉的濱湖地區不僅顆粒無收，反而湧來長沙討吃，長沙糧食怎會不緊張，然而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本應高度重視，積極採取應對之方，妥籌善後之策的岑春冥竟然全然不顧，且反其道而行之。
為了謀取更多的利益，岑春冥仍聽任鄰近歉收省份沿襲過去的辦法來湘採購糧食，據統計每月運走糧食10萬石以上，同時聽任商紳地主猖狂囤積，更有甚者岑春蓂竟然還與日、美、英三國洋行簽訂關於運米出境的照約，且得到清廷外務部的批准。
前文曾說過，歐美等國的糧食因為生產成本比中國要高，在價格上也貴得多，所以很多國家不僅從他們在亞洲的各殖民地搜刮糧食，還要從日本和中國收購糧食。
日本因為有朝鮮作為族殖民地，每年可以出口數以萬計的糧食，然而中國本國的民眾還大多吃不上飯，也為了暴利出口糧食。
當時是這些外國商人攜帶巨金來湘搶購，並勾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產地，明運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至派司轉口，不領運單，偷運出境者，為數尤巨。
湖南穀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關切和憂慮，要求湘撫岑春蓂禁運穀米出省，岑先是不允所請，後雖迫於事態的嚴重性，電請中央批准解除與日、英、美所訂購糧照約，通知各洋行禁運穀米。
禁運告示發佈後，各國駐華使領卻依恃1902年中英商約的規定，宣稱在禁令公佈21天之後才能施行，在此期間，外商運米出境的行為變本加厲，華洋商販，爭相購運，趁此兩旬之內，盈千累萬，連檣下駛，岳州關每日收米厘三萬餘串，兼旬以來，出口之米，已數百萬石，這是全然不顧湘省糧荒的節奏。
穀米的大量出境，商紳地主的囤積活動，使遭受嚴重災荒的湖南糧荒更加雪上加霜，據王先謙等人呈報的調查數字，1910年三月下旬，省城公私存谷不滿三十萬石，即顆粒不外溢，不足兩月之食。
而此時距新谷上市為時尚早，米價一日數漲，且有扶搖直上之勢，由往年每石二二千文上下，猛增至每石七八千文，各米店皆懸牌書早晚市價不同六字。
本就因開埠而使農民和手工業者加速破產、且已民不聊生的長沙城內，人心日益恐慌，局勢更形動盪，迫於飢餓的民眾鋌而走險的徵兆日益明顯。
風潮從憤怒的群眾砸毀米店開始，請願要求官府降低米價，發展到與政府公權相對抗，鋌而走險地毆傷政府官員，燒毀巡撫衙門，毀損外國人在湘機構，持續了近一周的時間。
這件事中雖然有着長沙士紳和湖南巡撫岑春冥之間勾心鬥角的原因，但是究其根本還是岑春冥貪婪無度，但是雖然岑春冥的行為在長沙引起了民亂，他也只是落得一個解職的懲罰，貪污而來的金銀依然都裝在他的包里。
徐衛自從回國後就後背依靠大英帝國全然不懼大清的各級官員，所以在與岑春冥往來期間一直都是各種明面上的利益，受到長沙士紳不喜岑春冥的影響，一直沒有私下賄賂過他，他也因為懼怕英國的勢力沒有為難過徐衛。
這一次護衛隊的行動從小了說是擾亂治安，從大了說就是叛亂，這件事不管是放在那裏都是湖南政府這裏佔住道理，所以岑春冥這次就是要揪住這件事來搜刮一下徐衛的地皮。
按照清廷的規定，一鎮新軍單單軍餉糧、秣以及訓練經費每月就需要耗費二十多萬兩白銀，同時一鎮的武器裝備還需要一百萬兩左右，而礦山和紡織廠每月的稅收不過三萬兩，這對於龐大的新軍系統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
岑春冥要求剩餘的錢從湖南的士紳中募捐，但是以岑春冥與湖南士紳之間的齷齪勾當也是一件非常不靠譜的事情，所以幾乎所有的錢都需要徐衛這個冤大頭出。
另外，岑春冥雖然答應新軍的統制保舉徐衛的族兄徐斌擔任，但是新軍後勤輜重的主官卻安排的是自己的人，新軍的糧餉必須經過後勤輜重才能到達官兵的手中，按照這種狀況徐衛不知道自己撥付的錢款還有幾成能夠發到官兵的手中。
現在是形勢比人強，縱然知道是岑春冥趁機盤剝，徐衛也得自己將這個苦果咽到嘴裏，無外乎是花錢買平安的事情，既然這件事能用錢解決，也就不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