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稅這種東西在很多人眼中絕對屬於苛捐雜稅的代表，憑什麼自家長輩留下的財產要被國家徵稅？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來說都未必能接受，更何況是在三百年前的古代，所以姜田才在這個時代最主要的遺產也是問題最多的土地上做文章。一方面靠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帽子壓人，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土地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造成國家根基不穩，更是借着這次科考中狀元郎的大作來闡述了土地問題的政治高度。這時候誰要是站出來反對土地改革，絕對會被扣上禍國殃民、意圖不軌的罪名發配大西北。
其實聰明的人從姜田的奏摺中就已經發現了避稅的竅門，既然遺產要被徵稅，那麼趁着老人活着的時候將財產贈與子女不就沒問題了！這也是姜田故意留下的漏洞，因為土地累加稅的存在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土地集中，而遺產稅的主要對象是那些現在活着的，獲得了功勳田的那些軍人們，甭管這些田地有多少畝，按現有的福利制度是可以直接傳給直系子孫並享受稅收補貼，那麼這些人就可能會成為新一代的地方豪強，從而左右當地農村的政治格局。所以姜田才在奏摺中提到遺產稅的公平性，保證所有人都受此稅挾制便補充了一條，那就是功勳田不得在死前贈與他人，執意贈與的將不再享受稅收補貼。不過那些文官們就看不明白了，雖然你姜家的功勳田不算多，可照這個辦法施行下去，你自己的財產也會受到影響，就算大家都明白了土地兼併幾乎可以和亡國之兆畫上等號，但你這麼自廢武功又是何苦呢？難道真是憂國憂民的大公無私？
當然聰明人永遠是存在的，因為姜田奏摺中的遺產稅雖然非議頗多，但並不是此奏摺中的真正焦點，姜田引用了丘田奏摺中對長江以北土地現狀調查的報告數據，指出了一股新的地方士紳勢力正在初步形成，即便朝廷有意打亂當地人口，也無法阻止地主階級的重新誕生。所以姜田危言聳聽的預言，長此以往恐怕中華朝的國祚撐不過二百年便將天下大亂！若要不重蹈前明的老路，必將深層改革土地所有制，於是他建議國家以贖買的手段，在丘田奏摺中被調查出問題最多的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實施土地國有化改革！現有的私人田地仍舊歸所有人持有，但土地產權歸為國有，農民只是享有使用權，每年要象徵性的向國家繳納地產稅，其耕種所得歸個人所有，但土地用途不可隨意更改，且買賣的也只有使用權，只是其直系子孫擁有優先繼承資格，若乏嗣無後由當地主管部門收回土地，需要經過公開拍賣且公示一個月，無人表示異議之後方可出售。對於新開墾的土地，規定其必須向官府報備，可享受最低三年最多十年的免稅資格，否則一經發現將沒收充為官田。為了專門管理這些土地，姜田同時建議國家設立國土資源局，專人專管其職權可越過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國有土地的各項工作。
可以想像，這份糅合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土地管理法規的改革方案，在各類有心人的眼中，簡直是機遇與危險並存的巨大**。說他是機遇，這是因為千百年來第一次出現了一個超越地方政府的國有土地管理機構，只要是土地的問題，這個新衙門都有權過問，權力之大讓人為之側目。說其危險，則是因為在現有的經濟生產都離不開農業的時候，一旦法律法規遭到百姓的抵制，很可能就會出現武裝暴動。到時候一個官逼民反的罪名壓下來誰能承擔責任？但是這也不是沒有轉圜的餘地，姜田要求進行試驗的三個省份在明末的戰亂之中受創嚴重，當地可說是十室九空，就算國家鼓勵各類移民去這些地區安置，可由於時間較短，並沒有形成多麼強大的地方勢力，也是改革可以大刀闊斧進行嘗試的首選之地。而這三個省份的財政收入，也將第一次從以農業為主，向着各行業並舉的方向發展，農民的賦稅壓力減小了，那麼多餘的產出就能進入市場進行流通，帶動起商業繁榮之後，二、三產業也會跟着一起蓬勃發展，屆時經濟重心必然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不用太長的時間，最多十年這三地的經濟總量就將超越江南魚米之鄉，到時候就算你不想推廣改革，都會有一幫人瞪着通紅的雙眼去推動全國跟着一起改。這樣一來等人們發現死抱着土地沒多大油水的時候，誰還憧憬着去做個大地主？
&讓你修改朕的意思了！」張韜的吼聲在書房中迴蕩，就連站在門口值班的劉均定都不禁哆嗦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