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孤詣的經營，王士廩的影響力已經十分廣泛，幾乎覆蓋帝國軍政的方方面面，其中並不乏強力實權部門。
由此可見，正統時代下王士廩這個尚書令的權威有多強大，也可知在過去的八九十年間，帝國政治發生了怎樣巨大的變遷。
若是在世祖時期，宰相把手伸多長，他墳頭的青草便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當時與趙普相爭的盧多遜了。即便從太宗時期開始，對「首相」的定位越來越清晰，但對其權責也是有相當嚴厲的約束的，世宗皇帝就更不用說，他統治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時間與精力都花在收權、攬權，強化皇權上。
也就是到劉維箴繼位後，尚書令的權威是一任比一任強，直到出現王士廩這樣一位權謀家。但有一說一，王士廩的出現，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得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時期及條件下，方才崛起這樣一個權相。
與此同時，以漢帝國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生態與格局，其強大、頑固程度，實則也非王士廩所能輕易撼動。問題的關鍵，還在於皇帝劉維箴。
也就是在倒台之後，王士廩才真正、重新認識到，比起皇帝的信任與支持，他二十餘年所積攢起來的權勢，只是空中樓閣，缺少了劉維箴的背書，就像抽掉了柱樑，面對那些早已深根於帝國方方面面的功臣老貴的反撲，最終也只有轟然倒塌的結果。
在劉維箴昏迷的一日多里，當然有許多忠心耿耿的臣僚，表現最突出也最關鍵的，毫無疑問是內侍行首蔡訣，以及大內都指使崔鎬。
前者不必多說了，不僅保命，還嚴格督促御醫救治，形影不離地照顧，為挽救劉維箴盡一切努力。
至於崔鎬，乃開寶名將、興平伯崔翰之後，事發之後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領大內軍牢牢守備宮城、皇城，控制進出，尤其是御駕所在垂拱殿，五百侍衛嚴密守護，打消了諸多染指企圖。
而其餘大臣的所作所為，最讓劉維箴寒心的，也莫過於王士廩了。如果說其他事項都還有解釋的空間，那麼他在晚些時候，將太子劉修遠從東宮接到廣政殿的做法，則使幾十年君臣之間再無一絲信任餘地。
當然，君臣之間所謂的心心相應，本身就是一種十分脆弱的東兩，其中也必定存在有關政治利益與形勢的內在邏輯。
而那套「邏輯」，從劉維箴醒來，並了解到在他昏迷期間帝國大臣們都做了哪些事後，便開崩潰了。
對王士廩的舉措，劉維箴說了這樣一句話：「當初扶立了一個皇太孫，如今還欲扶立一個皇太子？朕還沒死！」
這句評價，也宣告了王士廩政治大廈垮塌的開始。
作為帝國皇帝，哪怕是劉維箴這麼個人，一舉一動都對朝局政情有着重大影響。在他恢復意識後，京畿之內的風波在短時間內全部平息，一切又仿佛回到之前的樣子。
當然，那只是一種錯覺。經此一「劫」，心態發生巨大變化的劉維箴，也讓帝國政局迎來一個重大轉折，而朝野內外反覆醞釀了三年多的政潮暗涌終於迎來一場徹底的爆發。
從正統二十四年二月開始，朝中再度爆發出針對「相黨」的集體攻訐，從宗室到外戚，從勛貴到大臣，紛紛上表彈劾。
這樣的情況，在過去三年並不少見，但此一次顯然要更為特殊，不只是規模，一些從未冒頭的勛臣老貴也開始展現其攻擊性。
而王士廩此次，再也平息不了，因為他喪失了壓制眾臣群貴的實力。在朝堂喧器之際，皇帝劉維箴拖着病體，於垂拱殿坐朝問政，聽取大臣們奏報。
帝國的行政權力中心，便從廣政殿重歸垂拱，皇帝此舉，自然使王士廩大為尷尬，而群臣態度熱切，行動踴躍。
而劉維箴升殿議事，議的當然不是政務兵事、軍國大事，他既沒那個能力，也沒那個經驗，但他是大漢皇帝！
在聽取了大量關於尚書令及其黨從的彈劾之後，劉維箴開始了動作，以宰臣中書侍郎蕭偃權刑部尚書、都察使王弘范、大理寺卿魏景淵，率三司臣僚，對一應彈劾、舉報人與事進行調查……
這個決定意味着什麼，於朝廷內部那些真正的大佬，於那些對帝國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而言，可謂深悉其妙。三名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