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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晚唐卻沒有齊桓、晉文這樣的諸侯，皇帝不僅受制於潘鎮，而且受制於太監（這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唐代對中國文化發展的貢獻與它所具備的國力極不相當，也與後世對它的讚美極不相稱。直到今天，大多數人一直認為唐代是中國文化最繁榮的時期，甚至是文化發展的頂峰時期。人們普遍的證據是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唐詩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水準來概括唐代對中國文化貢獻的全部。
以盛唐時期的國力，唐代應該擔當文化建設並將其推向華夏文明巔峰的使命。然而，與人們傳統觀點相反的是，唐代文化不僅不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峰，而且前不如戰國、漢代，後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作為一種普世價值，文化建設可分為三個層面：哲學與價值，道德與倫理；制度與人事；學術與學術環境。其中，最核心的是哲學與價值，道德與倫理。它的確立與取向決定了其它兩個層次的發展。華夏文明的核心基於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學說。
其中又以儒、法、道三家學說為主體。漢代的主要貢獻恰恰在於它確立了華夏文明稍後發展的文化主線：文景時代的黃老之學，武宣時代的儒法共存（儒表法里），最終演變成以儒為主的三位一體或三教合流。中國兩千年的大一統制度的建立，秦始皇雖有開埠之功，但真正完成帝國內涵與形式建設的是漢代（秦只建立了形式上的帝國），因此，漢代有創世之功。除此之外，漢代對華夏文明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對經典的搜集與研究，使得差點中斷於秦始皇。
「焚書坑儒」的華夏文明多樣性得以保存（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湮滅往往都是由於部落與國家之間的戰火），所謂的漢經學，就是漢儒整理與保存文獻的研究活動與學術成就。從華夏文明的發展整個過程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有創建之功，漢儒有承上取下之功，宋儒有發展之功（包括明儒）。
而處在漢宋之間的大唐，空有強大的國力，卻對華夏文化的建設沒有產生劃時代的影響。錢穆先生在《晚學盲言》的「政治與社會」曾經這樣評論「唐代在中國學術史上，實僅可稱一文學時代，前不如南北朝，後更不如宋。
唐代可稱述者，除富強外，人物則可謂渺乎在後矣。言學術思想，則在中國歷史上又每以漢宋對比。宋代實為中國歷史上之文藝復興時代，而唐代實乃其衰落時代。」唐詩的輝煌成就掩蓋了唐代學術的凋敝。
事實上，唐代華夏文化始終受到兩種外來文化的困擾：日常生活的胡化傾向（唐後期河北地區出現的地方割據，陳寅恪認為是由該地區的「胡化」所致）和哲學領域的佛教傾向。這兩種傾向不是外來文化入侵的結果，而是唐代帝王開放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為了壓制傳統文化而採取的主動措施。同前面國防政策的失策一樣，在傳統文化方面，唐代又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保護措施，反而花費大量的財力發展外來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