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部分委員對於政治上明確的表明態度感到有所遲疑，他們向吳川提議道，「反對交出軍隊的答覆已經足夠了，是否還有必要向全國聲明我們不交出軍隊的理由？如果我們明確表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地主、買辦和官僚資本的位置，恐怕會讓一些中間派也徹底的走向黨的對立面，最終讓我們花費更大的力氣對付他們。能否不公開說明理由，從而穩住一部分人？」
對於這部分委員的要求，吳川思考了一會後答覆道：「現在的局勢和過往不一樣，過去我們弱小而反動派強大，外界關注我們的目光並不多，因此我們採取一些話術隱藏自己的理念，這是一種鬥爭上的策略，並不會付出太多的代價。
但是現在，共和黨已經成為了國內毫無質疑的政治主導力量，我們接管全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國內外注視我們的目光已經幾乎把我們放在了一盞白熾燈下觀察，我們現在的一言一行都將會影響到日後執掌政權的內政外交。
眼下模糊我們的政治理念固然會穩住一部分人，但卻會讓我們失去更多的國內外同志，而且還會讓我們身上貼上不可信任的標籤。因此從現在開始，我們在政治上一定要明確立場，在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上不妨圓滑一些，總之不可讓工農階級認為我們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我們不能自己斷了黨的生存根基啊…」
這一晚的會議決定很快就以簡報的形式送到了北京的耿謹文手中，黨中央及勞動和經濟委員會的決議，讓耿謹文面臨的諸多問題很快就有了解答，他很快就把會議的內容在辦事處內做了傳達，並安排了人員落實下去。
整個九月對於北京的政壇來說，都不是令人愉快的時期，共和黨掀起的司法風暴讓那些滿清遺老們心驚膽戰之餘，也極大的震動了一批從滿清遺留下來為袁世凱所聘用的官吏。
如果說一開始北洋派還以為能夠通過和共和黨之前結下的善緣化解這件讓他們束手無措的案子，正如戴季陶對孫中山所言，宣統的退位詔書正是北洋執政的法統，正是憑藉着從滿清借來的繼承法統，北洋派才使喚的動蒙古的王公和效忠清室的舊臣。
共和黨提出對於慈禧和宣統的告訴，剛好截斷了北洋派和這些清室舊臣之間的聯繫。內外蒙古的王公在長春的運動會後已經重新完成了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效忠關係，因此對於共和黨提出的告訴採取了沉默應對；至於前清舊臣則紛紛選擇了告病回家，冷眼旁觀北洋派對這間案子的處理。
北洋派內部對於這間案子也呈現了兩極分化，上層如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對於清室還是有着極大的好感的，或者說他們現在的位置不得不表現出這樣的立場，因此極力的想要撤銷這件案子。
但是對於北洋中下層將領來說，他們對於清室完全沒有這樣的感情，有這樣感情的話他們也不用跟着袁世凱逼迫清室退位了。事實上這些將領對於袁世凱對於清室和滿清遺老的優待一直都是不滿的，他們覺得自己提着腦袋幫袁世凱造了滿清的反，結果袁世凱卻拿着大把的銀元給養退位的小皇帝和那些不肯出仕民國的遺老，也不肯犒勞他們這些替袁世凱賣命的軍人，這可真是見了鬼了。
因此在段、徐等北洋高層為小皇帝賣力奔走的時候，下面的北洋官兵則都一邊倒的支持了共和黨，一方面是希望能給未來的東家留個好印象，另一方面則是對於袁世凱優待清室作為的逆反心理。隨着國民黨也發聲支持共和黨的提告後，北洋派和擁護清室的政治力量就更加勢單力孤了。
大理院的正卿、少卿鑑於案情複雜，一個個不是陳病回家，就是乾脆留下一封辭職信跑路了。隨着共和黨、國民黨把持的社會輿論對這案子越來越關注，北洋派中願意出來為清室說話的人也越來越少了。
畢竟大家都不傻，國民黨打着總統府的旗幟關心案子，共和黨又有着壓倒北洋的實力，除了京兆附近的20餘縣外，順直地區已經完全被共和黨控制。而且共和黨還在保定成立了陸軍大營，正對着順直地區的軍隊進行整頓改造，北洋派在北京根本鬧不起風浪。
於是這件案子大理院已經是非判不可了，但是這件案子現在又成為了總統府和北洋派之間的角力，段祺瑞、徐世昌現在也是左右為難，一旦讓案子進入司法程序，那麼北洋派頓時就要煙消雲散了。既然北洋派護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