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元壽妥協了。崔賾的計策已經得到了越王楊侗的許可,武賁郎將高都公李公挺也積極支持,更重要的是,觀國公楊恭仁願意在東都危難之刻不計後果的挺身而出,而楊恭仁是目下宗室政治集團中唯一有資格扛「大旗」的人,鄭元壽無意得罪這樣一位炙手可熱的顯貴,更不敢冒着得罪越王和宗室的風險陷滎陽鄭氏於危局。
天亮了,越王楊侗召集東都留守樊子蓋、越王府長史崔賾、太府卿元文都、左監門郎將獨孤盛、右候衛將軍鄭元壽和河南贊務裴弘策,,還有剛剛從洛水前線返回報奏軍情的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共商對策。幾位政界大佬聯手向衛府施壓,而軍方兩位大佬在戰事不利,京畿防線已被叛軍突破的惡劣局面下,十分被動,禁衛軍統帥獨孤盛自覺面上無光,言辭頗為激烈,指責右驍衛將軍李渾和右候衛將軍鄭元壽玩忽職守、處置失當,辜負了聖主的信任,應當對當前危局承擔主要責任,並即刻集結衛府精銳擊敗叛賊,化解東都危機,穩定京畿局勢。
這話聽上去很「悅耳」,但實際上獨孤盛擺明了就是維護軍方利益。何謂承擔主要責任？既然有主要責任,那就有次要責任,次要責任是什麼？誰來承擔次要責任？軍方不檢討自己的錯誤,不即刻改正錯誤,反而推卸責任,要讓幾位政界大佬分擔罪責,豈有此理。
樊子蓋率先發難,打着越王的大旗,借着維護越王之名,嚴厲而堅決地痛斥衛府,把所有罪責一股腦兒全部推給了軍方,並揚言要奏報聖主和行宮,要彈劾李渾和鄭元壽。
軍方一聽就知道樊子蓋迫於壓力不得不向衛府讓步,畢竟在東都安危這一前提下,留守東都的軍政大員們利益一致,如果東都出了大事,影響到了國內穩定,影響到了二次東征,所有留守大員都要承擔責任,誰也跑不掉。樊子蓋之所以焦慮,原因就在如此,實際上東都如果出了大事他的責任最大,最起碼證明他政治智慧不夠,能力有限,沒有完成自己所肩負的使命,所以樊子蓋只能以向聖主和行宮隱瞞真相來換取軍方的妥協,緩解雙方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並給軍方以足夠的時間擊敗叛賊,讓他們把自己捅出的「簍子」給堵上,然後各取其利皆大歡喜。
鄭元壽終於鬆了口,願意調整京畿西、北兩個方向的衛戍部署,首先把駐防西苑衛戍慈澗道的武賁郎將李公挺部,換防到邙山,在確保京畿北部防線的情況下,適當給京畿東部防線以支援,如此一來河陽都尉府的衛戍重壓就有所減輕,河陽都尉秦王楊浩就能調派更多軍隊衛戍永濟渠,以此來緩解禮部尚書楊玄感在黎陽方向所承受的衛戍重壓,讓楊玄感可以集中力量對付來自大河對岸白髮賊的侵掠。接着從函谷關以西調軍至西苑,隨時給東都以支援。或許是為了投桃報李,也或許是為了「反制」崔賾之策,鄭元壽竟罕見的接受了樊子蓋的建議,把遠在三百餘里之外衛戍弘農宮的武賁郎將周仲,調回西苑駐防。
無人表示異議,大家的神情都很嚴肅,至於各人心裏想什麼,只有天知道了。
從崔賾的表情上看得出來,他很憤怒,很失望,鄭元壽關鍵時刻背後「捅刀子」讓他很受傷。
鄭元壽把李公挺部調到邙山,照顧了越王的利益,而把周仲部調到東都城下,則是照顧了樊子蓋的利益。
周仲是誰？是中土名將,著名的江左籍統帥周羅喉之子。周羅喉一代名將,卻死於平定漢王楊諒的內戰之中,可見江左人為了今上坐穩皇位,可謂是捨生忘死不計代價。聖主不忘周羅喉輔佐之功勳,對其子女都很「照顧」。其長子周仲因自小隨父征戰,功勳累累,早在周羅喉戰死之前就已是衛府的護軍了,也就是兵制改革後的武賁郎將,其父死後,聖主為了「照顧」他,特意將其從江左水師調到了京畿衛戍軍,然後就再也沒有上過戰場,在武賁郎將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幾年。周仲及其家族子弟在享受這種「恩寵」的同時,由周羅喉用無數戰功和累累白骨所堆徹起來的,在江左軍中的至高威望,也就這樣煙消雲散了,到了今天,以赫赫戰功而聞名江左的尋陽周氏家族對江左軍隊的影響力已經很小了。
但義寧郡公周仲依舊是聖主所信任的衛府統帥,依舊是江左政治集團高層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在當前危局當中,他依舊可以給江左政治集團里核心人物之一的樊子蓋以有力支持,當然
第四百二十章 唱了一出雙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