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禹雖是赤腳步行，但是連日不休、每天都在趕路，速度絲毫不慢，甚至超過了普通的車馬。在樹上烙刻下五教、五刑、九德之典，是他在路上想出來的主意。
上古時生態環境很好，哪怕是人煙聚集之地，也不乏生長了數百上千年的參天古木，而且就在村寨城廓之中。伯禹與挑選硬木樹種，在樹幹上剝掉一塊樹皮，將這一片削平，刻字於其上。樹還是活的，為了使字跡能長期保存，他們還將刻好的字烙至炭化。
皋陶作九典，搬到了朝堂上整整一車簡，禹不可能在樹幹上烙那麼多。之所以挑選這幾部，因為它們恰是各地民眾都需要了解的，而且要義總結得非常精練。
比如最重要的《五教》，就刻「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十個字，言簡意賅。為何這麼簡練、甚至是惜字如金？以皋陶之才，揚揚萬言也不算難事，他的學生子丘在朝堂上宣讀九典，可是向眾臣解說了整整三天，但真正難的是化繁為簡。
須知古時各部民眾幾乎都不識字，若文意深奧，大家根本就聽不懂，若不能有很精練的總結，人們也根本記不住。所以五教的核心就是這十個字，伯禹將它們烙刻在樹上。不認識字沒關係，伯禹只要對着字跡介紹一遍，大家也都能理解、都能記住。
既然民眾不認識字，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將它刻在樹上呢？刻與不刻，其意義與作用完全不同，刻在樹上就等於刻在民眾心中，使之逐漸成為民間風貌。
並不是所有人都聽見了伯禹當時的介紹，其他人再經過這裏就會問樹上刻了什麼？那麼知道的人就會再向他介紹，字在這裏便是時時提醒、勿使遺忘。
另一方面，若僅是口口相傳，時間久了，難免出現以訛傳訛的情況，刻字於樹便是「明正其典」。只要能背下來五教者，其實就等於認識了這十個字，他們也會糾正其他人的口傳之誤。況且部族中總有人是識字將來繼續向大家解講。
《五教》是天子推行的教化，是國中所有民眾都應遵行的規範，僅僅將典籍傳給各部貴族是不夠的，《九德》亦如此。
總結《九德》之要義，只有二十七個字，真正需要記憶和理解的，其實是十八個字，樹幹上都能刻得下。九德是對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品行評判標準，比如天子應九德皆備，伯君應有六德，貴士應有三德……那麼平民呢？平民有五教嘛！
皋陶作九德，並不僅是天子評價臣民的品行標準，也是臣民評價天子的品德標準，那麼全天下的人都應該清楚，使之成為指導日常言行的準則，才具備真正的教化意義。
那麼皋陶之典還有那麼多其他的內容呢？樹幹上根本刻不下，伯禹只選擇最精要的部族，而且是能被民眾所理解與掌握的。另一方面，哪怕全刻到樹上也沒用，還是那個原因，絕大部分民眾都不識字。
皋陶九典的全部內容，是各地官員以及部族首領應該掌握的，也只有他們才可能完全掌握，比如五服、五禮、九親等等。這些貴族階層也形成了最早的知識分子，或者說這個時代最新的知識分子。
隨着文字出現，「知識分子」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或者說這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就是伴隨着文字出現的。在上古時期，原始的知識分子都是部族中的長者或祭司，他們掌握了歷代傳承的經驗和知識，能用於指導生產與生活。
而文字出現之後，成了知識與經驗最好的傳承載體，知識分子就成了掌握文字與典籍之人，他們往往都是貴族。
當年帝堯年代曾有命令，各部首領應學習文字，族中子弟也應該掌握文字。到了帝堯執政後期，有了一個約定俗成之規，識字之人才能夠成為伯君，因為那樣才能看懂天子所頒佈的政令文書。
那麼在此之前的政令都是怎麼頒佈的？直接派使者口述！效率極低，不僅很不方便而且容易出現各種疏誤。虎娃曾生活的巴原，也剛剛經歷了這個階段。
帝堯下令讓各部貴族學習文字，這無疑是一種社會的進步。自中華文明誕生之初，平民亦可學習文字，但往往只有貴族才有條件去學習與掌握它。學習文字並非貴族特權，這是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所不一樣的地方；但知識分子往往出身於貴族階層，這也是社會發展階段所決定的。
伯
006、巫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