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紀天霞的話，錢鏢根本沒辦法給承諾，自然也不必說一個可能出來。
王角自始至終，都沒有接受他的「衣缽」。
同樣都是「星星之火」，王角的這點火力，跟他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認為農民們是群氓，是無知的可悲的不斷重複悲慘的奴隸，是不可能自我得到救贖、解脫的。
自古以來，天災人禍導致的農民暴動，什麼時候成事過呢？
最後的勝利果實，總是被這個聖君那個賢者給奪取過去。
這仿佛是註定成不了事的。
然而王角不但大膽地依靠了農民，甚至依靠的，還不是小有產者的小農，是社會的最底層，是幾近赤貧甚至完全赤貧的佃戶、農奴。
他們迸發出來的力量，本該是無序的，可是在王角的率領下，在「勞人黨」的指導下，非常有序地前進着。
更讓錢鏢感慨的是，他曾經以為有希望依靠的工人組織，必然是東京、武漢這樣的超級城市。
城市中的暴動，因為先天的組織度，必然是要成功的，即便最後失敗，也會有短期內的成功。
然而王角依靠的，卻並非是超級城市中的城市工人，南昌固然也是大城市，但是非農人口中的工人集團，卻是極為罕見。
那些下崗之後走投無路，亦或是徹底沒有了生存指望的失業工人，其中一些技術骨幹，都是在第一時間選擇前往蘇州、杭州，在那裏，還是可以繼續生存下去，並且維持着體面。
唯有那些中層、底層的，當社會的動盪，輕易地剝奪了他們的勞動權力之後，尤為渴望通過勞動養家餬口的失業工人，從「勞人黨」那裏找到了希望。
勞動是必須的，勞動是可能的，勞動是有目的且有偉大目標的。
「勞人黨」為勞動本身賦予了更高的價值，這也是理所應當該有的價值。
所以，當「勞人黨」組建全新的工人組織之時，這個組織的目的，有且只有一個，毫不猶豫地守護他們神聖的勞動權利。
既崇高，又現實。
這不是虛無縹緲的承諾，也不是花言巧語的欺騙。
弱小的「勞人黨」只有安仁縣二十幾萬群眾基礎的時候，需要大量的外部資本來維持，因為市場太小，任何調控都顯得沒有意義。
當「勞人黨」的群眾基礎便是數以百萬計算，乃至突破五百萬人口的時候，這個市場，這個即便還很貧窮，但並不落後的市場，是足夠支撐起一場初級工業革命的復現。
王角並不能理解其中的邏輯關係，他和「勞人黨」的智囊參謀們，要做的，就是做極為簡單的算術題。
「勞人黨」直接統治的範圍內，五百萬人口就是五百萬張嘴，每天每個月每年要吃掉多少東西，算一個總賬，那麼，他們要做的，就是想發設法，去達到這個目的，去滿足這個要求。
而為了讓每個人都活下來，還能吃飽穿暖，那麼，就要每個人都精打細算，所以才會有反對鋪張浪費。
這不是感情上的東西，而是王角桌子上的一張表格、一張紙，是冷冰冰的數字，是沒有感情的。
然而沒有感情的東西，在賦予了崇高的理想之後，這個行為，這個行動，自然而然地，超出了原有應該承載的道德上限。
存天理，滅人慾。
人要吃飯，這是天理；胡吃海喝，吃一碗倒一碗，這是人慾。
傳統社會中的社會精英們，尚且能夠明白這個道理，自然也會讓跟隨「勞人黨」的群眾們，進一步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重要性。
在「勞人黨」的旗幟之下，五百萬人不是互相孤立的個體，他們互相之間，是需要對方的，對方的存在，才是自己存在的重要保障，重要力量。
所以，哪怕都是在說反對鋪張浪費，離開「勞人黨」的傳統鄉村政治，也僅僅就是「存天理，滅人慾」的階段；而在「勞人黨」這裏，卻是「我」為他人而不浪費不鋪張，「我」為他人而珍惜每一顆來之不易的糧食，「我」不會因為是「我」自己交易得來的糧食而肆無忌憚，因為「我」的浪費，會導致「某個人」的挨餓，甚至可能就是因為少了這一晚飯，而
581 紀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