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不是那些有錢、但是實力不足的大騎士團。所以，法國沒辦法使用「不能解決債務問題，那就把債主解決掉」的辦法。
故而既是要問大順借錢，那麼拿出來財政改革方桉，也是合理的。畢竟從現在來看，法國的財政有大問題，借了錢是還不上的。
這和紙幣時代很不同, 紙幣時代，最極端的方式，可以學一戰後的德國，紙幣大貶值，賠款愛咋咋地。
現在是金銀貴金屬時代，日本的白銀, 南美的白銀, 那至於雲南的白銀, 在巴黎還是在松蘇，都是一樣的。
但這個借款方桉本身，就只是一個必然被排除的湊數選項。
如果法國能通過自身改革，解決財政問題，那為什麼還需要向大順借錢呢？
如果法國只能選擇向大順借錢，解決財政困難，那怎麼可能足以完成財政改革呢？
大順使節團的這些人，對法國的情況，是很熟悉的。因為法國的很多東西，真的和大順大明的一些情況很類似。
比如，法國按照財政計劃做出來的統計，法國國庫每年收到的稅收大約是2億里弗爾；可是, 民間統計下，實際上法國的總稅收，在大約7.5億里弗爾。
哪怕到法革時代之前, 法王依舊不理解：法蘭西的賦稅額度，實際上比英國要低，為什麼百姓會感覺到賦稅很重呢？
實際上，法國進入國庫的稅收, 最高只有gnp的6.5%。遠低於英國的14%。
但是，進入國庫的稅收，和民眾承擔的賦稅壓力，完全不是一回事。
至少，在法國和大順，肯定不是一回事。
就像是大順的國庫收入，理論上也就是二十稅一的水平。可實際上，哪怕是一些士紳，他們也真覺得稅收太重，喘不動氣。正如很多士紳感嘆的那樣，國課最少、攤派太多。
這種問題，能解決嗎？
一本名為《國家財富》的小冊子，通過核算，確信法國的稅收潛力，可以達到每年6億9800萬里弗爾，也就是大約一億兩白銀。
很多人激烈反對，認為出這個小冊子的人, 估計連最基本的數學都沒學過。
人們的疑問，主要是「人民承擔的稅收更少了, 可國庫的收入更多了？這可能嗎？」
可能嗎？
實際上，當然有可能。比如大順在松蘇搞的全面十一稅改革，就真的達成了人民承擔的稅收更少了、但是國庫的收入更多的了效果。
只不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這種改革，實在太難。
大明、大順都試過，要改，就要準備好傷筋動骨。
而且，經常情況，就是改出了黃宗羲定律，舊稅依舊在、新賦又加增，根本達不成以新代舊的效果。
這是一點。
再一個，法國的社會，已經明顯地撕裂了。
巴黎高等法院，對抗財政改革的依據，是法國封建時代的「自由」理論。
巴黎的中產階級，也談自由、平等、博愛這些東西。
詞，都是一樣的詞。
但念出來之後，兩邊對「自由」的定義，完全不同。
巴黎高等法院的自由，是說「政府憑什麼有資格去清查田畝？憑什麼可以丈量土地？這明顯侵犯了法國自古以來的自由傳統？」
顯然，這個巴黎中產階級談的自由，真的完全不是一個意思。
巴黎高等法院說的這種法國封建傳統的自由、憲章，是封建貴族對抗完全的自由和憲章。
不是啟蒙學派的那種哲學意義上的自由。
大順大明的士紳，也經常拿以民為本、不可與民爭利之類的傳統的東西，來對抗皇權。
那麼，他們說的民本、不與民爭利……這裏面的民，是誰？
民，還是那個民字，字都沒換，就像是巴黎高等法院說的自由，和啟蒙學派說的自由，是一樣的東西嗎？
當同文化、同文字的國家群體，對某個字、某個詞的理解，呈現出嚴重分化的狀態時，只能證明，其內部的階級已經割裂。
所以，其實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