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大家年年都過春節，可很少有人知道，至今為止，「最早的春節」（農曆正月初一）就發生在1966年的1月21日。
而「最遲的春節」是兩個並列冠軍。
分別是1920年的2月20日，和1985年的2月20日。
最早和最遲之間，幾乎整整相差了一個月。
然而根據曆法計算，這仍不算是極致。
因為農曆不進行人為調整的話, 實際上2319年2月21日，人們才會迎來真正的「史上最晚春節」。
這麼一看，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目前已知的最早春節和最晚春節幾乎都發生在二十世紀之內。
這也就是說，寧衛民的一生里，既趕上了1966年最早的春節，也巧合的遇到了第二次發生的最遲春節。
這實在是一件相當有幸的事兒。
或許，這種兩極差距, 也可以看做「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既預示着本世紀的共和國必定要走出復興之路，我們的國運將會完成衰極而盛的轉變。
也同樣符合寧衛民本人在發生的人格轉變。
同樣有意思的是, 作為乙丑年農曆新年這個特殊時間點播放的電視劇，《八仙過海》這四個字也如同算命一樣的准，恰如其分的概括了這一年的特點。
要知道，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1985年其實已經走到了改革的重要關口，走到了不得不闖價格關的關鍵時間點，自然就成了許多人不甘寂寞，各顯神通的一年。
不過反過來也得說，1985年也一樣是各種價值觀衝撞、纏繞的一年。
在各階層中，價值的失衡和迷惘也不可避免，同樣是令人感到憂心的現象。
就拿個體戶來說吧，他們賺錢歸賺錢，如今的萬元戶甚至已經不夠看了。
最先幹起來的一撥人，有了幾年賣方市場的積累，手裏趁個十萬八萬的主兒不在少數。
可也正因為這樣，就如同本年度1月份《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專業戶今天的怕》中所闡述的那樣, 個體戶們對政策風險的顧慮也越來越大。
沒錯，國家改革開放是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是確定的。
可發展到什麼程度，允許怎麼做，還不清楚。
個體戶們的生意已經做到這份兒上了，想要往大了繼續做是慣性。
可前景偏偏看不到，心裏着實害怕呀。
僱工不能超過七個人的警戒線，就像吊命繩一樣，牢牢的勒着個體戶們的脖子。
但要說不往前走了，就這麼老實守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誰也不會甘心。
所以對於個體戶們來說，這種心態上的壓力特別大。
比起資金的壓力，體力的壓力，還要大的多。
於是乎，這種矛盾的心理，也就導致了一些特殊的商業現象出現。
1985年的1月，五六個浙（將）人頭一次來到了京城。
在老家，他們都是做布料批發生意的。
除了每個人身上都帶了萬把塊錢不等，他們還有個共同點。
那就是因為老家的「台會」倒了，有些人又眼紅他們做生意做得大，藉機落井下石。
他們便不得不帶着僅有的資產來京避禍躲債, 順便找找發財的路，看看有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這些人的思路很簡單，小地方的人少，生意不好做。
只有大地方，走的貨量大才能迅速掙到錢，把在老家欠下的債務給還上，所以他們就相中了首都。
不用說，他們來京後的第一件事兒肯定就是找經營場所。
他們有的人相中了大前門，有的人相中了虹橋。
這兩處，此時都有了一些綠鐵皮的散攤兒在招人，是政府為促進搞活經濟設置的。
這些浙（將）人就主動跑到了工商局去問，「外地人能不能來？」
工商的人回復，「外地人可以租，但得有外出證明。」
幾個浙（將）人常年做生意的，這個證明自然是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