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局面崩壞之迅猛徹底，說實話就連沈哲子自己都頗感始料不及，就好像多米諾骨牌被推倒了第一張，接下來便開始了無從遏制的連環的坍塌。
局勢崩潰到這一步，看似意料之外，但細審之下，其實又何嘗不是在情理之內。東晉這個小朝廷雖然苟立於江表，但卻是胎病難除，名之為中興，其實不過只是一個強求苟安的變種嫁接。
中興建制之後，非但繼承自中朝的種種積弊沒有消除，又增加了嚴重的邊患壓力與南北地域衝突，而這幾個問題，無論哪一個一旦爆發出來，都足以將一個盛世王朝進行腰斬。
時局中不可謂沒有聰明人，面對種種積弊問題也不是沒有應對策略。比如琅琊王氏的王敦和王導，便分別代表了對皇權的鉗制與維護，同時也在有意識的對吳人勢力進行壓制和引用。至於庾亮則就是依法治國的代表，尤其對宗王勢力的打壓簡直可以稱為冷酷。
及至中期，其實無論桓溫還是清談領袖的殷浩，雖然功績差異懸殊，都可以稱為向外開拓的代表人物。但當桓溫畸大之後，以謝安、王坦之為代表的維穩派又登上前台來，為政權爭取一個存續空間。
而由陳郡謝氏所主持的北伐，其實應該說是淝水之戰的餘波紅利，不可以算作正式的開拓進取。就像沈哲子的中原大捷，看似戰果輝煌，但若論及真正意義，其實還是比不上早年的淮上擊敗石虎南征大軍，淮水之勝才算是真正奠定了他日後所有行為的邏輯起點。
其實在謝安隱退之後，整個東晉政權這個制度邏輯已經推演不下去了。閉門苟安自守只會自取滅亡，向外開拓又會造成強枝弱干，權臣凌主，動是一個死，不動也是一個死。
所以整個東晉晚期，方伯圍攻中樞，宗王弄權，南北次等世族為主體的天師道作亂，包括桓玄的專擅篡奪以及劉裕的北府系軍頭死灰復燃，又何嘗不是這一系統瓦解崩潰的一個大勢所趨。
沈哲子的到來，以及這十年所作所為，其實是大大加快了這一系統邏輯的推演速度。東晉這百年國運，表面上看來誠然是門閥次第執政的局面，但其實更內一層又何嘗不是軍頭與次等世族不斷向最高權位發起挑戰的過程。
事到如今，江北王師幾乎盡為沈哲子所掌，而他的南人出身與先帝婿子這一身份，又足以獲得南北那些次等士族與寒門的擁戴。邊患壓力已經在沈哲子手中得到了極大的緩解，而南北的地域矛盾，也在沈哲子身上得到了緩和與交融的契機。
按照事物的正常發展邏輯，沈哲子下一步若還要有所舉動，必然要觸及晉祚這一統序最根本的積弊，也就是那些歷任台輔因為出身所限而不敢觸及的禁區所在。
所以，江東各方對沈哲子心存警惕忌憚那是必然的，如果到現在還沒有這種意識與計劃，反而要說一句愚不可及。但江東各方沒有意識到的是，許多問題看似已經解決，但那不是一種常態的解決，而沈哲子本身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所在。
沈哲子深知，東晉這一套統序看似創立不過三十多年，但實際上卻是兩漢以來豪強不斷做大最終演化出來的一個畸形成熟體，所謂的門閥，乃是兼具學閥、財閥、軍閥以及大地主等諸多元素於一身的一個怪物。
正因為種種特質兼具一身，所以門閥才體現出如此頑強的生命力，南北分裂幾百年的大亂世，可謂風起雲湧，帝王換代如走馬觀花，但當一切塵埃落定，盛世來臨時，這些門閥或許已經不如最初那樣頑強，但是他們仍然頑固的存在了下來。
所謂的門閥，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存在，不如說是社會發展到這一階段一種自然生成的資源集合方式，整個社會才是真正的病灶所在，所謂的四大門閥、所謂的五姓七望，不過僅僅只是由此滋生出的癌變細胞而已，就算是消滅了他們，也會有新的個體取而代之。
其實近來請求過江的聲音，又何止郗曇一人，江東各個方面也都在派人求請，都督府內部這種聲音則更加強烈。隨着江東局面日漸失控，台輔們在這過程中各種表現也可以說是非常的拙劣，而沈哲子也越來越有那種眾望所歸的氣勢，所謂南北士庶俱仰望梁公掌勢。
但越到了這種時刻，沈哲子越要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需要弄清楚那些求請之人要通過他達成怎樣
1114 江東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