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考慮到我宋時候銀子比較值錢，也是有夠磕磣的。
至於宋為什麼歲入經常出現幾千萬貫、上億貫之類的奇葩數據，那是紙幣本位下通貨膨脹鬧的。
據說大元還曾經歲入幾十億貫過。
而赫德打理大清海關用火輪船抓走私之後，一年能收上2000萬兩更說明了這點。
但是比起大清的對於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
限制年限是因為大清很畏懼漢人在南洋建立勢力，深惡痛絕，見到漢人勢力擴張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這110船引好像還是少了點，之前更是連110船引都沒有。
聯繫嘉靖朝朱紈嚴厲打擊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紳發動在中樞的勢力攻訐，被迫自殺。
就能發現，閩浙士紳似乎並不願意開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沒有被朝廷打擊的風險。
除非碰上朱紈這種愣頭青，而沒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這個風險。
雖然很小，明代海禁絕大部分時候執行上很寬鬆，這樣的情況，對於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開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結的巨商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了。
閩浙地區以富庶著稱，在宋元兩朝，其富民長期逃避稅役，勾結官僚，使得國庫空虛。
明初開國，朱元璋曾經對閩浙地區的富民進行打擊，但治標不治本，其地的士紳勢力很快又崛起，影響朝堂。
所以明朝開海進程的緩慢，以及隆慶開海的有限性，與這些閩浙富民的操縱，是分不開的。
清朝不是很給閩浙富民面子，是否證明大清能夠更好地打擊豪強，保護平民利益。
並不是如此。
清朝土地兼併，能排在歷朝歷代第一。
而晉商也在清朝過得猶為滋潤。
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佔總數50％，清代則減至百分之三十幾。
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
可見平民向上流動機會漸減。
清代，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制度，富與貴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
可見閩浙士紳在清朝影響力下降，乾隆皇帝寧願給廣東士紳面子，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這與打擊豪強什麼的沒有半點關係。
由於閩浙是清軍南下中所經過的最富庶地區，而開國時清軍基本上是沒有軍餉的，軍紀極劣，在閩浙地區進行了極為殘酷的大屠殺，康熙朝為了對抗明鄭，又實施了遷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壞。
這些活動，造成了民間對於清廷的仇恨。
所以後來，清廷對閩浙地區的士紳並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廣東士紳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證明廣東人在明末不如閩浙士紳有骨氣，抵抗少呢。
不然，廣東民風彪悍，在明末表現得尤其有骨氣，李定國與清廷便多次拉鋸於廣東。
於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壞，更加驚人，如尚可喜屠廣州，據說一次就屠殺了八十萬人。
但是因此，廣東士紳在明末清初幾乎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新產生的士紳階層，許多都是尚氏集團的殘餘，是由尚可喜集團及清廷扶持起來的。
這無疑也是廣州十三行能夠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損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廣東十三行的存在，證明在清代，官商勾結的巨商已經不滿足於和中等商民爭利。
他們更是將手伸向了陸上與外國商船的貿易，通過尋求代理官營形成壟斷，使得無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計，也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這個情況在乾隆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之後更加明顯。
廣州貿易的繁榮，是以犧牲沿海各港口的貿易作為代價取得的。
中國各地的產品不能就近運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須遠途跋涉運來廣州，增加了商品的運輸費用。
從全局看，顯然有損於中國經濟的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