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道德修養，都不是儒家的「聖學」。
曾有一官員對王陽明說：「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
王陽明回答他說：「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簿書訟獄之閒，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王陽明歷來反對脫離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事務來講學術，認為真正的心學、實學一定要能夠應用於「簿書訟獄」之類的政治實踐中。
所以他又下了一個定論：「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
在他看來，道德修養只是要人去除心中的私慾，回歸社會的公德，並非要人們躲避社會的事務。如果只能在沒有錢財之處可以不貪、不盜，那麼道德修養還有什麼意義？
故王陽明提倡的「致良知」，一定是在「錢穀兵甲」之中。所以他的心學本身並不空虛，「何往而非實學？」
不僅學說如此，王陽明本人文治武功赫赫於世，恐怕也是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所不及的。所以說，王陽明也是一位「道德實學」的倡導者、實踐者。甚至可以說，與陸九淵相比，他的「事功」方面的成就更為突出。
綜上所述，心學本來也是實學一派，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正如理學本是實學，卻逐漸走向虛妄一樣，陸王心學從實學走向虛妄也照例發生了，甚至這個變化的過程比理學更短——在王陽明的弟子輩就開始跑偏了。
比如王學一脈最為著名的泰州學派（註：我依稀記得很早前有讀者讓我說一下泰州學派？）就是跑偏的典型。而且最厲害的是，這個泰州學派的「一哥」王艮，在王陽明本人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跑偏了，而且還根本拉不回來，差點把王陽明氣死。
此公三十八歲時遠赴江西往游王陽明之門，下拜執弟子禮。王陽明一開始覺得他個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帶有靜止之意的「艮」字。
但是沒什麼用，王艮不僅經常與其師王陽明爭論，「時時不滿師說」，堅持自己的觀點，於是自創「淮南格物說」。
他主張：「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非學也。」強調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後來演變成了極度自私的「心學末流」。
此人有一次坐「招搖車」招搖過市，遭王陽明指責。嘉靖二年，又北上入京，沿途講學，受到各方重視而轟動一時。但王陽明聞訊大為震怒，欲設法召他回來「痛加制裁」，可惜已是鞭長莫及，他的學術思想已流傳四方——高務實認為那根本就是流毒四方。
嘉靖五年，王艮應泰州知府王瑤湖之聘，主講於安定書院，宣傳「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求學者紛至沓來，這為泰州學派的創立準備了條件。
王艮的門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但亦不乏著名學者如徐樾、顏鈞、王棟、王襞、羅汝芳、何心隱等人，子弟至五傳共有487人，一般認為羅汝芳為其集大成者。
不過，這一派心學傳至如今，已經完全脫離了社會現實，比如著名的「異端思想家」李贄，就是他的幾代徒孫。
李贄的很多觀點並非不好，比如男女平等之類，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正如高務實在穿越十幾年後，已經不再考慮和身邊的家丁討論「人格平等」一般，再先進的思想也得符合社會現實，李贄以及泰州學派的很多觀點，根本不應該在明朝中後期這種時代流傳——過於超前本就是罪，何況他們除了部分的「超前思想」之外，還有很多真正的「異端」。
比如說「散漫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者都是泰州學派中人流傳很廣的思想，看起來已經「先進」到開始討論「自由」這種後世的所謂普世價值了。
但高務實從來不認可這兩種思想。
無政府主義不多說了，這玩意根本就不該出現在中國文化的土壤當中——如此大一個國家，倘若「無政府」了，那簡直是人道主義災難。
舉最簡單的兩個例子：重大天災來臨，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