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廣州起義的時間定在了元旦，也就是後世的春節，但是面對暮氣沉沉的同盟會，孫文依然決然的將起義的時間提前在了西元的元旦，隨着廣州城洋人和信奉洋教的人增多，西元元旦也越來越受到人的重視。
既然選定的時間提前，所有的準備工作都要加快，於是為保證起義的勝利，除倪映典加緊在新軍中開展工作外，又命同盟會員姚雨平、張碌村運動省會附近之巡防營，朱執信、胡毅生聯絡番禹、南海、順德之民軍。
同盟會向來魚龍混雜，泄密之事也時常發生，更多的是在起義前夕發生意外，這也是同盟會在眾多的起義中沒有都沒有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在前世的時候這場起義也是發生了意外，負責印章工作的新軍同盟會員胡英元原先在城隍廟前繡文齋定刻圖章、名片，托同營士兵華宸忠代取，因為爭論價格，發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動武互毆，後警察拘押了八名新軍士兵，於是起義的事情被清政府獲知。
這在後世看來確實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大家都在拿着腦袋鬧革命，稍有不慎就會連累家人，像這種關乎全局的印章問題自然要小心了再小心，而他們卻冒着同志們掉腦袋的風險要為印章價格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吵，不可謂讓人難以理喻。
這一世的廣州起義最終也被泄密了，不過卻不是因為印章的事情，而是在拉攏新軍中的軍官時被巡防營幫帶童常標、管帶李景濂出賣了。
倪映典與童常標同是安徽同鄉，而李景濂又曾加入同盟會，所以在在內心中是將他們兩個當成同情革命的人，於是在起義之前倪映典秘密會見了兩人，勸說兩人加入起義的隊伍。
這兩人也是人精，在不知道誰勝誰敗的情況下自然不會輕易得罪兩邊的人，於是他們一面答應倪映典響應起義，一邊又把倪映典起義的消息賣給了兩廣總督袁樹勛。
袁樹勛是湖南湘潭人。字海觀。號抑戒，晚號抑戒老人，在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隨劉坤一在山海關辦理軍需。次年以知府分發江西，會同上海法國總主教壓制貴溪等縣民眾反對法國教會侵略，旋調任天津知府，光緒二十六年，為湖北荊宜施道。尋到滬任蘇松太道，後宣佈不准大米出口，並借用漕糧平糶，以緩和米價暴漲。
光緒二十九年，通過租界當局造成蘇報案，查禁《蘇報》，逮捕章炳麟與鄒容，並企圖引渡，未成。
年底，奉命宣佈上海為中立區。照會日、俄兩國，申明其軍艦不得在中國沿江沿海口岸停泊、採運或作戰。
次年，依美國要求，禁阻發行在上海印刷的《安徽報》，向駐滬領袖領事提出殺害周生有的俄兵由中、俄兩國會審，壓制上海抵制美貨運動，通知上海紳商集議籌辦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試行地方自治，後任江蘇按察使、順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東巡撫，剛剛不久上任兩廣總督。
兩廣總督袁樹勛此人也算得上是一員能吏。在兩廣總督任內曾呼籲朝廷開國會、消禍萌，卻不為清政府所採納，而且他為官廉潔奉公，也見不得別人貪污腐敗。故而治下的官員很多因為貪污被他彈劾，以至於丟了官位，甚至鋃鐺入獄，這重品行在此時的滿清政府內卻是難得的。
同盟會的革命黨不同於其他造反團體，這些人在國內都有很高的威望，而且這些人還精通刺殺手段。所以很多地方的官員明明知道自己治下有革命黨，在那些革命黨沒有出來造反的時候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時候他們鬧得太厲害便以通緝的名義讓這些人離開自己的治下，之前趙聲和倪映典就是這種狀況。
兩廣總督袁樹勛從童常標和李景濂口中獲知革命黨拉攏新軍起義的消息後，立令新軍教練處長吳晉、新軍協統張培爵前去彈壓，隨後新軍協統張培爵率憲兵至革命黨滲透最厲害的二標營內，集合兵士訓話，同時暗中派憲兵會連同二標的官長將二標各營的槍機拆卸、子彈收檢，從後門運至城內。
清政府的這些手段只是為了為防止新軍事變，但是參加革命的新軍士兵卻不這樣想，他們以為清政府想要逮捕他們，於是便蠱惑營內的其他士兵，挑起他們與軍官之間的矛盾，然後一起起義。
這次起義共集合了三千多人，大家公推暫居炮兵排長的倪映典為總司令，在倪映典的指揮下隨即分三
第二百二十五章 廣州新軍起義
